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十次留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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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十次留学潮

2022-05-15 16:10:26 投稿作者: 点击:

zoޛ)j馝}]x_viuZ大学邀请,前往合肥做了“中国历次留学运动”的演讲,后来我在此基础上继续有关留学史研究,于八十年代末写出一部30万字书稿《中国百年留学史》,该书稿详尽记述了一百多年来伴随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十次留学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未能付梓,书稿也已丢失。今逢千千万万国人跨洋过海留学全球之际,不免想起那部丢失的书稿及以往的研究,遂将手边一些发表过及未发表过的文字和演讲稿,整理综合成此文,按照历史踪迹,概述140多年中的十次留学潮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愿以此文表达对历代留学先人的敬意和怀念,并对当今留学者致以期盼和祝福。由于原书稿丢失,手头数据和资料有限,索引颇不完善,仅以参考文献形式附于文后,盼谅解和指正。

引言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向往文明和追求进步是人类自发的本能。路程遥远,语言障碍及风俗隔阂,都不能阻止经商冒险和求学取宝的人们。而他们的往来,也把人类创造的文明,像撒播种子一样,带到异国他乡,变成了人类共同财富。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与外国的交往。元代以前,主要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友好往来。其中除了使臣、商人、探险家外,也有大量僧人。他们往来于漫长的古道,传递信息,交换物质和学习技艺。在此东西文化交流中,值得一提的是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取经的僧人,他们可称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其中功绩显赫者,当推玄奘。

玄奘大约出生在公元600年,是唐代有名高僧。虽已“誉满京邑”,他仍不满足,仍不顾朝廷禁令,只身西去求经。通过千难万险,抵达印度,在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苦读五年经书,随后游学全印度,多次在印度当时盛行的宗教学术辩论中,舌战群僧,独占鳌头,可谓中华和尚威震印度。当玄奘认为西来取经的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携经回国时,鸠摩罗王以建造一百所寺院为代价挽留玄奘;但他不为所动,像当年决心西去求学一样决心回国。玄奘满载经书,翻山越岭,回到中原。他上书唐太宗:“访学,无顾身命。”唐太宗宽恕了违令的玄奘,并建造大雁塔,收藏他带回的经书。

玄奘取经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带回佛教经典650部。在他开设的“译场”里,翻译了佛经74部,计1333卷。而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更是详尽地介绍了西域、中亚、印度、巴基斯坦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况,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

与玄奘同时代的义净也曾带回梵语佛典400余部,他和玄奘、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家”。这些经书,不仅对中国的佛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还对中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以及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由于内部派系斗争及回教的传人,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竟逐渐衰退,到13世纪,几乎消亡。有幸的是,它已传人中国,进而传人日本及东南亚诸国,而避免失传的悲剧下场。这也是各国文化交流与留学活动的可贵成就。

在玄奘等人西去取经求学之时,出现了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的热潮。当时日本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当权贵族决心向封建盛世的唐朝学习。26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遣了17次遣唐使,其中13次有留学生及学问僧(以学佛为目的)同行。遣唐使人数高达四千余人,不过其中大量是水手,真正留学生不足五分之一,而留名史册的只有四、五百人。他们多数在中国留学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有的老死中国;回去归途中,又有不少人葬身大海,但真正后来回到日本的那部分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改革,对促进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都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留学本是有来有往的双向交流。

在玄奘赴印取经一千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些同样出于宗教动机,赴欧求学的人。明清之际,耶稣教传教士以学术先行、宗教殿后的方式进入中国。后来返回欧洲时,他们带去了一些中国学生。从1633年至1868年,留学欧洲留名史册的就有132人。他们多是随传教士到欧洲学习神学。所去国主要是意大利,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开设的一个“圣家修院”(也叫“中国学院”或“文华书院”)求学。132人中有106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该学院。该学院创办人马国贤曾在1707至1723年在中国布道,回去时就带走四名中国幼童。这些早期赴欧的留学生在国外逗留时间都很长,少则十多年,多达30余年,他们都有很好的拉丁文造诣。有位康姓学生,1740至1750年在巴黎求学十年,他用拉丁文写下二百多页的旅行游记。另一位留学生沈富崇1680至1694年在里斯本和罗马求学,1684年9月曾到法国见到法王路易十四。法国杂志介绍了这次会见,盛赞他的拉丁语;而沈富崇则向西方人出示孔子画像,介绍中国文化及社会情况。他们中的少数人,如随法国传教士到法国的杨德望及高类思,接触到神学以外的理学;法国国务院秘书长见到不同于一般学神学的中国学生,特请名师教他们物理、化学。他们与曾著有《中国问题集》和《富庶之生产及分配之考察》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克有密切往来;高类思也曾用法文写过长达482页的报告,论及中国与中国文学、科学之起源。

可惜这期间留学欧洲的100多人回国后,多数终身只充当了传教士。他们中既没有出现像玄奘那样将大量经书带回中国,并译成中文的人;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声音。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应该归罪于满清王朝一向反对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耶稣教之教义和中国社会也相差甚远。这些满腹经纶的留学生回国后,只能默默地传播宗教。但是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像是黑暗中的几点星火,燃到了欧洲大陆,带去了古老的东方气息;他们虽不是英雄,也是留名史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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