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洪学智的后勤经济管理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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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洪学智的后勤经济管理思想与实践

2021-12-04 04:00:58 投稿作者: 点击:

摘 要:洪学智是后勤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他在长期领导我军后勤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后勤经济管理思想,这些思想紧密结合国家和军队发展实际,具有实事求是和科学创新性,对我军的后勤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当前我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洪学智;后勤经济管理思想;实践

洪学智是我国后勤工作的开拓者,曾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他的后勤思想是指导新时期军队后勤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中后勤经济管理思想也具有很大的建设性。经济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工作,在后勤上更是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经济建设是一切后勤工作的基础,洪学智说过:“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争......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1]洪学智根据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初期的后勤状况,在经济上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后勤管理思想。

一、后勤经济体制改革要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一)供应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中心工作

战争时期的后勤供应方式是分散的就地筹措,单纯由组织供应,有很大的局限性,经常前方打仗,后方物资供应不足,洪学智针对这些问题先后提出了五项要求:“一是坚持把提高保障力和战斗力作为衡量后勤改革的根本标准,做到军事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二是坚持适应现代高技术战争要求,做到后勤改革与发展后勤科技相结合。三是坚持后勤改革与军事改革同步发展,做到供应体制与军事指挥体制相-致。四是坚持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做到军事经济与市场经济相衔接。五是坚持后勤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做到改革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2]这五点要求既符合国家军事改革大方针,又有独创性,符合当时的军事后勤状况,有利于全军后勤改革的健康发展。围绕这些要求,1980年至1987 年,全军后勤组织实施了多次改革。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有:首先要积极开展后勤保障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供应体制。“由于保障体制对保障效益影响极大,我多次强调要把保障体制改革作为后勤改革的主体。”[3]从20世纪50年代起,军队实行了总后勤部领导下的三军分供保障体制。这种上统下分的保障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明显的提高了后勤保障的效益和效率,增强了后勤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当然也存在着力量分散、重复建设、保障功能浪费等弊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使后勤向合成的方向发展,总后又提出了实行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的设想,中央军委肯定了这一改革方向。1983 年,总参、总后联合工作组在济南军区进行了联勤改革试点,明确联勤一步到位的条件还不成熟,确定分为三个阶段逐步向联勤过渡。第一阶段,首先解决三军重复建设问题。从1984年开始,三军新建后勤设施和编组后勤机构,一律由总后统一平衡,避免了重复建设和浪费现象。第二阶段,实行以“三代”(代供、代医、代修)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型划区保障。从1987年开始,首先推行三军部队油料划区代供,以后逐步推行通用物资统一供应,普通伤病员就地就近统一收治,通用装备统一修理,显著提高了经济效益和保障效能。第三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三军联勤统供,在网络型划区保障的基础上,逐步向联勤方向发展。实践证明,1983年确定的联勤统供的改革方向和实施步骤是正确的,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

其次,提出要调整后勤组织结构,建立健全战略、战役、战术三级储备供应管理体制。文革时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后勤组织结构被搞乱了。主要表现在:战略仓库与战役仓库没有严格区分,战略物资与战役物资混存,物资储备布局不合理不配套;战略仓库由军区代管,物资调拨权在总部,责权脱节;战略仓库群与战略仓库被割裂开来,全军难以形成战略支撑能力。“针对这些矛盾,根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现代战争规律,我提出需要调整后勤组织结构,建立健全战略、战役、战术三级储备供应管理体制。”[4]洪学智在回忆录这样说道。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改革方案,确定由总部管理战略物资储备,担负战略支援任务;军区、军兵种管理战役物资储备,担负战役支援任务;集团军以下部队管理战术物资储备,担负战术保障任务。1985 年,结合全军精简整编,总后组建了基地指挥部和4个后方基地,把由军区代管的战略仓库收回,直接管理战略物资储备。同时,调整战役仓库的布局和隶属关系,由各军区、军兵种集中管好所属战役仓库的物资储备。集团军以下部队按照编制体制,管好所属战术仓库的物资储备。实践表明,这一改革是正确的,在应付突发事件、抢险救灾等紧急任务中,三级供应管理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改革装备维修制度,逐步实行视情修理与定期修理相结合的方式

洪学智说:“长期以来,我军沿袭了一套定期检查、大拆大卸的装备维修制度。从1981年起,全军逐步树立起以可靠性为中心的装备维修思想,采用视情修理与定期修理相结合的方式,广泛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以原位检测代替大拆大卸式的离位检测,改变了过去凭耳听手摸判断故障、凭经验维修的落后状态。”[5]这项改革,延长了装备大修周期,提高了装备使用的可靠性,取得了较好的军事经济效益。

(三)改革军事经济监督机制,建立全军审计工作体系

为了加强对军事经济工作的监督,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后的建议,于1985 年7月决定成立解放军审计局,军区、军兵种也相应设立审计部门,集团军和部分师级单位设审计员,形成了全军审计工作体系。1987 年1月,按照中央军委颁发的《审计工作条例》,全军审计部门对各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基本建设、装备设施与物资营房管理情况及经济效益,实施了全面审计监督,全军审计工作逐步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供需矛盾上要统一思想认识,要以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为重

洪学智根据邓小平在198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领会其中心思想,即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設大局,钱少要把事情办好的思想,在宏观上提出了面对后勤工作中供需矛盾要把握三个关键环节:“一是坚持在经济建设大局下行动,自觉地做到需要服从可能。二是坚持贯彻量力而行的原则,自觉地做到在“忍耐”中积极进取。三是坚持克服本位主义思想,自觉地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军的整体利益,集中全军财力确保重点需要,保证在尖锐的供需矛盾中军费的投向投量科学合理。”[6]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每年的军费都略有增加,但是物价上涨,实际的购买力实质是下降的,但是军事后勤各方面建设又需要物资,面对这种供和需之前不平衡的状况,洪学智总结了多年后勤经验并结合当时国情,提出了后勤军事需要服从国家的可能,勤俭节约,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抓住重点建设这三点要求,从而稳住了军队士兵的思想,有效的缓解了军队后勤供需矛盾,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制定了“量力而行,统筹规划,保证重点,适当安排”的原则,对国防费的分配进行了重大调整

坚持实行了“有保有压”的方针。一 方面,集中财力物力,重点保障部队生活、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紧急战备工程、重点部队和重点作战方向的需要;另一方面,适当压缩了基本建设、物资储备、公务和事业等项经费。从而,在有限的经费范围内,既保障了部队建设和发展的重点需要,又保障了部队工作的正常运转。总的看,历年来各部队对军费的投向投量是比较满意的。

(二)组织各级后勤大力挖掘潜力,充分利用库存多余积压物资

为了变死物为活物,减少物资积压浪费,从1981年开始,每年都进行一次清仓利库工作。1981 年全军利用库存物资1.45亿元,1982年全军装备维修利用库存器材1.38亿元。1986年重新制定了物资储备标准和周转限额,对全军物资储备实行了总量控制、结构控制和周期控制,调整压缩了46%的战备储备物资和27%的正常供应物资的周转量。仅从1980年至1984年,通过清理利用积压物资,积极组织预算外收入等措施,全军共集资39.7亿元,用于海边防建设、修复失修装备等项急需。

(三)坚持勤俭建军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新时期军费紧缺的情况下,部队能够过好紧日子,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一手抓节流,一手抓开源。我们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后勤工作要讲求效益,一分錢要掰成两半花,坚持勤俭办后勤。”[7]在具体工作中洪学智提出要着重抓了“五个坚持”:一是坚持精打细算过日子,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保证按预算法规办事。二是坚持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和行政性开支。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克服用公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滥发奖金和实物补贴等不正之风。三是坚持因陋就简搞建设,严格控制基建项目。一方面严禁上计划外基建项月和擅自修建楼堂馆所,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防止各单位重复建设,仅1981年就压缩基建投资24%。四是坚持讲求军费的使用效益,加强后勤业务管理。仅1986年订购军械装备,通过严格审核产品成本,就节约经费1亿多元。五是坚持从点滴入手,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节约活动.在后勤供应中防止跑、冒、滴、漏.发动群众节水、节电、节煤、节粮、节油、节弹等,尽量降低军费消耗。到1985年,全军有80%以上的基层单位达到了“双节”,即节粮超万斤,节钱超万元。

(四)坚持军民兼容,把军队建设寓于国家经济建设之中

“根据邓小平同志有关论述,我向各级后勤多次提出,军队后勤工作不仅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而且要服务于和依托于国家经济建设。”这是缓解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在后勤保障实践中,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充分发挥和依托国民经济包含的军事保障功能,降低军费消耗。通过与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协商,逐步做到将军事设施建设与国家的基本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在一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通信等基本建设中贯彻军事要求,减少了军费投入。同时,坚持市场能解决的保障需求,军队就不再自成体系,在克服军队“办社会”的弊端中取得很大进展,明显减少了军队负担。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军事经济的多功能作用,把军民通用的后勤保障功能适当向社会开放。从1984年开始,在不影响战备和保密的前提下,组织部分机场、码头、仓库等军事设施对外开放使用,组织军队卫生、修理、工程科研等部门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这既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又为部队创造了经济效益,对缓解供需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适度发展生产经营,努力提高部队自补能力

“面对突出的供需矛盾,根据我军具有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性质,有计划地抓了部队的生产经营工作。8年间,生产收益翻了两番,到1987年全军生产收益达18亿元,用这笔经费解决了部队建设中的许多实际问题。”[8]事实证明,这对弥补军费不足起到一定作用。另外,大力搞好农副业生产,努力实现副食品自给。1985年12月,根据干部战士营养的需要和部队所能达到的水平,洪学智提出了争取在两三年内实现每人每天“斤半加四两”,即1斤半蔬菜,1两肉,1两禽、鱼、蛋,1两豆制品,1两动植物油。另外,为解决部队淡旺季蔬菜供应不均的问题,他提出了连队要普遍腌制小菜的办法,并召开现场会,在全军推广。这样做,切实改善和提高了部队的生活,对基层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解决供需矛盾所采取的这五项措施,包含了新形势下后勤工作的主要内容,体现了新时期后勤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发扬了我军后勤工作的优良传统,贯彻落实了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创造了“钱少还要把事情办好”的丰富经验,有效地保障了军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全军后勤不仅保障了部队的基本需要,而且保障了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华北大演习、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等项特殊任务,还加强了边海防等项建设,改普了部队生活,补充了教育训练经费解决了部队存在的大量实际问题,使全军后勤建设得到很大发展。

三、运用价值规律搞活军事经济工作

(一)深化后勤管理机制改革,运用价值规律搞活军事经济工作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在洪学智的指导下,总后着重狠抓了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深化后勤管理机制的改革。一是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费物资包干管理责任制,把经费物资的使用效益同单位和个人的利益挂起钩来。按照中央军委颁发的《关于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从1985年1月起,对各级部队和各部门开支的经费,按标准、定额和预算实行了单位包干;对装备用油实行了车公里包干;对一些难以核算的开支实行了定量包干。从而,把责、权、利统一起来,充分调动了大家管家理财的积极性。二是把市场竞争机制引人后勤管理,在选优择廉中降低军费消耗。从1986年开始,对基建营房工程实行了招标投标合同制,对军需产品实行了优选劣汰制,对物资筹措从包产包收改为择优择廉订货,直接提高了军费使用效益。三是对经费物资的分配使用实行经济核算,变后勤供应的无价运行为有价运行。从1986年开始,对各级的经费使用由上级定期作出审计评价,对物资供应实行了计价核算制,防止钱变成物后失去控制。由于把价值规律引进了后勤管理,做到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全军逐步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军事经济管理机制。

(二)深化财务工作改革,科学合理地分配使用军费

由于军费的分配、管理、使用直接关系后勤全局,因而洪学智主张始终把深化财务工作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上。一是建立了科学化民主化的军费分配使用决策程序,从宏观上确保了军费的投向投量科学合理。二是坚持使管钱与管事结合起来。从1981年起,业务部门主管事业经费的分配和使用,由财务部门统一计划、拨款、结算和实施财务监督。三是扩大经费供应比重。将由总部筹供的部分物资,改为下拨经费;将部分军民通用物资由实物供应改为部队就地筹措。四是改革投资方式。从1985年起,对企业化工厂和生产经营单位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按期偿还本息。五是逐步实行经费供应标准化。对部队各项供应逐步制定出标准,按标准供应经费。通过这些财务工作改革,全军逐步建立起军费分配、使用、监督的调控机制,全面提高了军费的使用效益。

洪学智先后两次担任总后勤部部长,而且都是国家处于经济十分困难时期。洪学智在初任总后部长的6年中,在国家大力压缩经费支出的情况下,省吃俭用、节约了25亿元经费上缴国家财政。洪學智再任总后部长时,为支援国家经济改革,压缩军费开支,国防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6.2%减少到7.4%。对此,他果断地提出了:“钱少要把事情办好,人少要把事情做好”的工作要求,领导全军后勤系统进行了十项改革,保证了军队建设的需要。这些后勤经济管理思想与实践对军事后勤现代化改革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并且洪学智个人的品质也是当今后勤人员应当学习的。洪学智虽然掌握着国家和军队的财务大权,但是,他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及家人谋取私利。他生活俭朴,清正廉洁,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被广大指战员誉为党和人民的“红管家”。

参考文献:

[1]洪学智.洪学智后勤文选(上卷)[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1:5.

[2]洪学智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742.

[3]洪学智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742.

[4]洪学智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743.

[5]洪学智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746.

[6]洪学智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719.

[7]洪学智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720.

[8]洪学智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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