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河西走廊匾额文化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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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河西走廊匾额文化的审美特征

2021-01-13 04:03:46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河西走廊匾额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自产生以来,匾额就和书法密不可分、联系紧密。匾额具有的深刻文化内涵和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河西走廊的许多古建筑中被普遍使用。匾额文字凝练简洁、文采斐然,有很强的寓意和写意抒情的特点。匾额文字蕴含的书法艺术通过历史的不断积累,表现出形式美、章法美、传统文化的价值美,拥有众多社会功能,反映了河西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信仰追求、祈福心理方面的审美追求,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河西走廊;匾额;书法艺术;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0-0066-02

河西走廊匾额虽然文字内容少,结构款式也不复杂,但文字内容却很简洁凝练,语句经典、紧扣主题,寓意深刻、耐人寻味,匾额语言都适情应境,文辞精粹。在制作牌匾时,对题写牌匾的人也有侧重的选择,主要邀请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和有一定书法造诣的人,而书法名家所题写的牌匾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文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所以牌匾的匾文题写大多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平,上下款、章法布局位置得当,字的大小疏密适当,体现出的书法意味明显。再加上匾额这一艺术形式,把辞赋诗文、书法镌刻和周边建筑融为一体,成为建筑艺术和书法艺术的结合体,为建筑艺术本身的美增添了不少色彩。匾额文化表现的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匾额艺术表现出的形式美

河西走廊牌匾匾文以文字作为载体,以书法为表现形式,赋予其特定的文化含义,从纯书法作品的角度单独开辟了一块独特的艺术空间,在汉字点画的组合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河西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凸显出富有地域特色的匾额文化。河西走廊的匾额内容用语直观、明了、简洁,且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有的只有两字,多的长至几十字,如武威恒沙寺的“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匾。甚至还有数量众多的功德匾,匾文字数达到几百字。尽管如此,纵观河西走廊的匾额的匾文,三字式和四字式的占了绝大部分,成为匾额的主流表现形式,这是人们已经习惯在三四字之间浓缩丰富的语义、寄托深挚情感的具体体现。匾额上直接用毛笔书写的很少,大多都是先在宣纸上书写完成,经过放大或等大,拷贝到匾额主体上,经过再次描摹设色或雕刻加工,最终作为汉字的载体再呈现在匾额上。尽管匾文大的效果保持了书写的风格和题写者的书法面貌,但缺少了在宣纸上笔墨挥洒其上,交融渗化、黑白浓淡之间的韵味和情趣。在匾额被赋予浓郁的文化色彩和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窗口功能同时,匾额自身的章法布局就显得尤为重要。匾额一般含有匾文和款识,款识有上款和下款之分,上款单款居多,下款有单款或双款。双款的下款常见的表现形式为:一行为立匾额的人(增匾者)的姓名,另一行为立匾的时间。上下款题记中包括题匾者、受匾着、立匾者和立匾时间,有的匾额还有题匾者的印章或祝愿的印章等。这样的章法布局同样在河西走廊匾额中被广泛应用。从河西走廊现存的匾额分析,匾的正面章法结构有匾文加上下款(武威文庙的“天下文明”等匾额)、匾文和上款(敦煌雷音寺的“如来大觉”等匾额)或匾文加下款(甘州“金张掖”等匾额),以及仅有匾文(敦煌莫高窟的“石室宝藏”、“三危揽胜”等匾额)三种类型。可以说,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力成为河西走廊匾额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形式美。

河西走廊匾额的语言特征和中华大地上众多匾额所表现的语言特征一样,其匾额用语大多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心理取向的表现,同时也是迎合人民群众文化喜好的产物,字斟句酌间呈现出妙语连珠、富含寓意的特点。作为载体的匾文书写也呈现出各异的风貌。分布在河西走廊的大多匾额,书写风格刚柔相济,苍劲深沉,字体结构严谨,用笔刚正雄健,雍容大度,耐人寻味。匾文的字体有楷书(武威文庙的“万世师表”等)、篆书(张掖西来寺的“涅槃正果”等)、行书(赵朴初题写的“大雄宝殿”等)、隶书(甘州灵隐寺的“法相庄严”等)或魏碑(甘州灵隐寺的“万善门”等),款识题记多为行书或行楷,少用草书和篆书,搭配和谐,极富美感。在各书体中,行草书的节奏相对明显,篆、隶、楷书的节奏则显得比较弱。显然,节奏受字体结构的制约,篆、隶、楷书的结构较多具有对称性,各字的大小又有严格的限制(相差不能太大);行草书字形则可大可小,甚至笔画可以连贯。在表现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时,笔显得相当重要,这种用线条连续运动的轨迹和线条营构的空间组合成的书法美的表现形式,加上汉字线条之外的空白效果,使得匾额在二维平面上,由书写者用多变的线条流动或连续性的空间组合,共同构成了匾额书法艺术的表现美。匾额不同的书体用不一样的线条节奏美完善了匾额的内在构成。这些刚柔相济的线条,赋予了匾文汉字从简单的文字到具有清逸、雄厚、苍润的感情色彩的升华。由题写匾额的人利用毛笔具备的亦重亦轻、可提可按的特性,用笔中锋或侧锋,顺行或逆行的善于变化的笔法特点,加上书家用笔的成熟与否和毛笔性能的控制能力,在题写匾额时再融入书写者自我性格、情感,并保证毛笔运动中墨的自然流注,使书写线条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和体现汉字的书写规律,才写出一件件顺应审美思想的匾额作品。匾额的字体安排虽无复杂的结构款式,但遵循对立统一、变化和谐的原则,书写、雕刻时注重了字的大小、疏密等均衡搭配的原则,使字的形式体现出生命感,从疏与密、虚和实、方与圆、大和小、离与合、巧和拙等方面的搭配中,呈现出随心所欲、多姿多彩、极具魅力的匾额章法效果。加上匾文、上下款布局合理,安排得当,使整块匾额看上去落落大方、均衡调和,如果再加上匾文书写的俊逸潇洒,就是一幅难得的集工艺制作和书法为一体的精湛艺术品。总之,河西走廊匾额用语用不同书体书写,表现出了不同的书法艺术魅力。

分布在河西走廊的大多匾额,书写风格各异,字体结构严谨,用笔耐人寻味。而且不少牌匾制作都精选上等材料,采用传统工艺制作,形制或庄重典雅或古朴大方,文字附彩或朱漆通红或华贵金色,用中国传统的喜庆色彩装饰来烘托气氛,有的匾额的边框还雕饰精美的图案纹样,精雕细琢甚至还镶嵌珠宝,达到了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这些符合时代装饰手法的应用和河西人民虔诚的信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因素息息相关。所以各种牌匾在制作时各方面要求非常严格,大都请当地名人或社会贤达撰文,不惜重金求名人、书法家题写,并请知名工匠精心选料,认真镌刻、油漆贴金,使得牌匾制作工艺要求很高。这也使得许多著名书法家的作品,由于镌刻在匾额上而得以流传下来,让我们一睹到了他们书法的真实风采。河西走廊的匾额有横匾和竖匾两种类型,流传至今的匾额多为横匾,呈长方形,匾额的大小视建筑物悬挂的位置大小而定,长宽之间的比例遵循平衡与协调原则,从而使匾额和建筑物融为一体,起到装饰、美化建筑物的作用。

二、匾额艺术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美

河西走廊匾额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匾额语言和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承载着河西文化的一个支脉,成为河西文化内涵体现的主要方式之一,始终追求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美。河西走廊的牌匾,匾文往往抓住人们传统追求吉利祥和的心理,或者通过从文学作品中选取,凭借文人儒士的文笔润色,或者援引文学典故和神话传说,以书法家、名人题字等方式展现出来,用牌匾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河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求。我们司空见惯的匾额上,反映出了河西走廊广大人民群众时代的文化心理取向。牌匾悬挂在牌楼、山门上,则端庄文雅,悬挂在殿堂则蓬荜生辉,装点名胜则古色古香,体现主题则主题突出。虽然只是片言数语,着墨不多,看起来却巍然大观,寓意深刻,使观赏者肃然起敬。纵观河西走廊优秀的匾额,不但能使观赏者欣赏到凝练而传神的题词和题写匾额者俊逸的书法,同时还能欣赏到细致精美的图案和精心雕琢的装饰效果之美,还能使观赏者体会到牌匾这种集文字、书法、雕刻、色彩为一体的艺术品本身所具有文化、艺术、社会和历史价值。另外,有些匾额还把中国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这些寓意贴切、书法遒劲的匾额,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使匾额艺术在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增色不少。

三、匾额体现的社会功能

分布留存在河西大地上的匾额,作为文化物质化留存的一种方式和行为,在人们审美欣赏和感官认知的同时,传达出了它蕴含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功能。第一,匾额体现出很好的标示功能。如“金张掖”、“莫高窟”等匾额,当人们看到它时,就意味着已经到达了该地,起到了很好的指示作用。第二,匾额悬挂在特定的场所,教化人民群众做人为善,追求美好生活。如悬挂在庙堂的“慈悲喜舍”、“宏开觉路”等匾额,教化意义明显。第三,匾额还具备歌功颂德功能。如悬挂在关帝庙的“春人秋义”、文庙的“万世师表”、玉皇殿的“大道通天”等匾额。第四,河西走廊的匾额大都悬挂在宗教场所,其弘扬教义教规的意义明显。如“佛光普照”、“慈航普度”、“雨润众生”等匾额。第五,匾额在特定的场所有很好的寓物咏景功能。如张掖镇远楼的“居延古牧”、“祁连晴雪”匾额,大靖财神阁的“古源流金”等匾额,都折射出了咏景抒情的功能。

纵观河西走廊匾额文化,其表现出的中国传统书法之美、不同书体书写风格之美和具有时代特征装饰之美共同体现出的匾额形式美,以及匾额所追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美和它本身所体现出的众多社会功能之美,共同构成了河西走廊匾额文化独特的审美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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