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美援朝战争的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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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美援朝战争的阵地战

2021-12-04 12:01:23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本文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国际政治背景、战争进程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役战术特点三个层面分析了进行阵地战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最后探讨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和启示。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影响和启示

抗美援朝战争分为运动战和阵地战两个阶段。阵地战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打了两年零一个月之久,在与谈判交织的军事斗争中,我军独创的坑道工事和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使我们越战越勇,越战越有后劲儿,最后迫使对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本文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国际政治背景、战争进程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役战术特点三个层面分析了进行阵地战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最后探讨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和启示。

一、从国际政治背景考察。阵地战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为什么要打阵地战?朝鲜战争五次战役后,从运动战转为阵地战不是谁的主动选择,而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阵地战不是我军愿意打,而是不得不打。

1.从国际形势上讲,朝鲜半岛的斗争,背后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是“冷战”背景下的“热战”。由于朝鲜半岛斗争的特殊国际背景。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相当高。媒体的介入使战场透明于公众,舆论压力也因此影响战争的发展走向。在朝鲜战争运动战阶段,麦克·阿瑟的解职亦与国内舆论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当战况转入边打边谈阶段,军事斗争中一个小山头的得失可能被无限放大,冷战对峙下,战场的细微变化可能对双方产生致命影响,谁都输不起。因此,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现有阵地不丢失,因而不大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运动、迂回作战。上甘岭战役的苦苦争夺,美军军事资源损耗之巨,通过媒体曝光,在美国国内激起强烈反响。而此役我方获胜,一举稳定了整个战局,推进了谈判进程。

2.进行阵地战是当时双方谈判斗争的需要。五次战役后,双方基本形成均势,谁都不可能很快获胜,因此开始寻求谈判。谈判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划定军事分界线,以作战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这就决定了双方谁也丢不起任何一块阵地。任何一个山头。一旦军事行动中丢了,谈判中就丢了,领土就归对方了。这样,双方必然力保现在的战线、现有的阵地稳固不丢失,再在此基础上力求扩大阵地。军事服从政治表现在阵地战阶段,就是作战服从谈判,阵地对峙因而成为必然。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双方都利用谈判时间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阵地防御工事,因而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只是阵地战。

3.我方根据战局拟定的作战方针决定了作战形式为阵地战。1951年9月,我方确定了“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的作战样式,根据1951年夏秋季防御的经验,中央军委为志愿军制定了战略目标为:“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胜利结束。”这是军事与政治的双重需要,它规定了我军要坚守现战线,不轻易放弃任何一块阵地,反复争夺,打小歼灭战,持久地消耗、削弱敌人。

二、从战争进程看。阵地战是可行的

阵地战能不能打?要从三个方面分析,即阵地战是否有利于双方作战力量的消长、转化,是否有利于战争主动权的易手,是否有利于我军战斗力的发挥。

1.是否有利于双方作战力量的消长、转化。阵地战中,相对稳定的战线和固定的阵地有利于空、地火力的发挥。打固定目标比机动目标易,打点比打面易,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运动战多机动、多面,阵地战多固定目标、多点,所以阵地战利于火力的发挥,显然火力优势极强的美军占尽先机。但是,从战争总体消耗看,尤其是1951年秋季防御后,我军基本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之后形势逆转,我军开始立于不败之地。敌我力量消长逐渐发生变化,越发有利于我方力量“长”,敌方力量“消”。具体怎么消长的呢?就是积小胜为大胜。采取积极手段,不放过任何有利战机,广泛开展小分队出击和狙击(即“冷枪冷炮活动”),袭扰和消耗敌军。由于在全线阵地上的普遍开展,我方部队人多,歼敌数量颇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5月至8月的狙击作战即歼敌13600余名。整个朝鲜战争,我军总共歼敌109万人,阵地战中就占了73万人。阵地战付出的代价比运动战小,也能达到大量歼敌、削弱敌军的目的。力量的消长,更体现在战争的拖长、消耗。美国耗不起,我们一个排的保障,在美国来说,可能仅够保障一个兵,美军需要累积不断地投入大量的火力、兵力、财力到朝鲜。但是不要忘了,美军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在这里,因此他们耗不起。

2.是否有利于战争主动权的易手。阵地战初期,敌人攻,我们守,战争的主动权在敌;两年下来,我从阵地防御发展到阵地攻坚,主动权在我。战争的主动权如何易手?我军从最初仅构建野战工事守阵地,到依托全局性坚固坑道工事守阵地:从积极防御中的战术反击、小分队出击,到战役反击,到战役出击。越打越主动,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我方正是在战争实践中发挥广大官兵智慧,创造性地依靠坑道工事和相适应的战略战术,不仅适应了阵地战,而且打好了阵地战,从阵地防御到阵地攻坚,反被动为主动,使整个战争的军事战局和谈判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随着我军依托坑道创新战术的实施,主动权开始向我转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承认,志愿军掌握了“最新地面作战的技巧”,美军经常不得不在志愿军“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作战。战争进行到上甘岭战役之后,正如南朝鲜战史在谈到阵地战后期时承认:“在整个冬季,无论防御或进攻,主动权均被以优势兵力为后盾的敌人所夺去。”到金城战役时,已是我军主动发起阵地攻坚战,连续攻克敌人阵地,作战更加主动。毛泽东总结说:“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不错,战争是残酷的,要凭实力说话,美军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军事斗争中得不到的东西,谈判中也得不到。但是,战争是有规律的,只要认识和掌握了一定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就能够以劣胜优,反被动为主动,战胜优势装备的美军。

3.是否有利于我军战斗力的发挥。在装备方面,我军非常落后,只能边打边建,直到战争即将结束、已能主动发动金城战役时我军装备比美军仍差很远。我军主要购买的苏联二战时的武器,陆军坦克比美军落后一个代差,空军相差不大,炮火攻击力相差很远。美军炮火攻击能达到一个点,而我军只能是一个面,精确度无法与之相比,相应在攻击目标时就会效率低、消耗多。金城战役,我军只是纵深突破,无法横向展开,就是缘于美军把部队放在我军突破口的根部,即突破口的左右两点上。在此情况下,我军愈往纵深发展,危险愈大,因为一旦美军封锁突破口,断我退路,我军即成瓮中之鳖。为什么美军能够做到将部队牢牢插入突破口根部?就是缘于其部队机动力极强、火力极强、牢牢掌控了制空权。在运动战中

我军不占优势,阵地战则不同。我方兵力多,部队轮番换上,可以和敌人拼消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阵地战有利于我军作战力的发挥。

三、从我军战术特点看,经历了一个从怕守阵地到守好阵地,从阵地防御到阵地反击的过程

阵地战怎么打?这是个最初困扰我军的问题。度过了最初的被动和兵员损耗,我军在作战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打法,对于阵地,从不得不守,到能守,到愿意守。

1.“不得不守”阶段的战术特点。这是指阵地战初期,我军官兵服从命令守阵地,而非情愿,官兵们“宁愿攻三个山头,不愿守一个钟头”。因为当时我军仅建有并不牢固的野战工事,敌人一次炮火就全炸瘫。我军一个营官兵冲上去,下来只剩不到一个班。鉴于我军兵力数量占优势,而敌人技术装备占绝对优势,在此情况下,我军死守一地不易,攻击敌之坚固阵地也不易,因此当时确定我军作战方式为“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亦即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在作战指导上,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方针,要求每一战役平均一个军能全歼美军一个营,或伪军一个团。实际上,这个企图也还是太大,难以实现。当时彭总在谈到“零敲牛皮糖”战法时说:“这个办法很好。但须要有一过渡办法。使阵地稳固起来。站不稳脚跟就无法去敲别人。”可见,当时最需急切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守住阵地,站稳脚跟。

2.“能守”阶段的战术特点。能守,是1951年秋季防御后解决了的问题,这就不得不提到我军构筑的坑道工事和与之相适应的战术创新。毛泽东在之后的1952年8月总结说:“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洞子”就是指坑道,最早是第十二军挖洞子,借鉴了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中打黄维兵团的战法,开始单个兵挖防炮洞,仅容一人,形似猫耳,称为“猫耳洞”;接着发现两兵对挖可以连接“猫耳洞”成U型,更利于防御和机动,随之大家发现一个班挖通成坑道更有作用,就这样在不断的战斗实践中发展,到1951年秋季防御后就基本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依托坑道可以守,能守住。美国军事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中写道:“无论是从空中或地面上的火力都不足以将躲藏在挖得很好的战壕里的敌人消灭。”“这场有限战争的优势是在防守的一方。”

3.“愿意守”阶段的战术特点。愿意守,是指发展到阵地战后期,坑道形成体系,能攻能守。在阵地进攻中首先争夺敌我阵地相接的中间地带,趁夜小部队伏击、出击,打一把就走,逐渐发展到小分队出击,挤占阵地,并在阵地的反复争夺中不断歼敌,积小胜为大胜。毛泽东在1952年10月24日致志愿军的贺电中,指出其战略意义:“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此种方法确实比运动战更能歼敌。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总共歼敌109万人,阵地战中占了73万人。阵地战付出的代价比运动战小,也能达到大量歼敌的目的。“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大家愿意守,能歼敌,打得机动、灵活、痛快。在此阶段,坑道体系是依托,积极战术是出击,猛烈炮火是协同。

(1)坑道体系。在战线正面和东西海岸绵延1130多公里的马蹄形防线形成了以坑道和永备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坑道从战术要求考虑,顶部厚15—30米,每个连的阵地约两个坑道,每个坑道3个出人口,两明一暗,坑道两层便于输送兵力,坑道之间能火力支援,坑道与野战工事结合。坑道从技术工程要求上达到“七防”,即防空、防炮、防雨、防潮、防毒(疫)、防火、防洪。坑道从生活要求上讲,除指挥所、仓库外,还有卫生所、生活设施,整个坑道成为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体系,可以说是“别有洞天”,成为美军所说的“地下城市”。坑道工事的出现增强了防御的稳定性,提高了我军的生存能力,降低了伤亡人数。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时,敌平均发射40至60发炮弹杀伤我一人:1952年1月至8月,敌平均发射660余发炮弹方能杀伤我一人。坑道工事形成完整的体系后,“积极防御”的方针加上了“带坚守性的”,因为,如此坚固的阵地若被敌夺去,必然对我尔后的进攻造成不利。同时,在我方阵地歼敌,成为新的良好战机。不怕敌人占领我方阵地,由于有通达又熟悉的坑道,在我方的阵地上更容易歼敌。所以成团成营的敌人占领了我方阵地,反而是我方歼敌的大好时机。

(2)积极战术。利用坑道进行阵地战的过程,以上甘岭战役为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lO月14日至20日。这一个星期内,抗击敌人进攻,反复争夺阵地,昼失夜夺。白天依托坑道和野战工事阻击敌人,采取近战战术,“小、近、狠、快”。所谓“小”,使用兵力要小,我一个班的兵力可击退敌排至连的进攻,尽量节约兵力以利持久作战;所谓“近”,将敌人放到二三十公尺的近距离再打,利于歼敌和保存自己;所谓“狠”,狠狠打击,全歼敌于我阵地,打敌气焰,退敌进攻;所谓“快”,要快出坑道、快速击敌、快退坑道。采取这样的战术可以避敌炮火的锐气。发挥我坑道和兵力优势。白天迫于敌人过于优势火力,我方退人坑道后,晚上再在火炮支援和坑道部队配合下,出击恢复阵地,就这样昼失夜夺。第二个阶段是10月21日至29日。在这9天内,我军一方面坚守坑道,一方面输送兵力、武器、粮食弹药,为反击做准备。在坚守坑道阶段,不是消极隐蔽藏身,而是积极活动,以攻为守。不仅要多想办法保护坑道口,例如,冷枪冷炮狙击敌人使之不敢靠近,用迫击炮反斜面打击从头顶破坏坑道之敌等,而且想方设法输送水、粮、弹、兵力,还组织了小分队反击、小型出击,使敌人时时刻刻处于“防我进攻”的状态。第三个阶段(10月30日至11月25日),最后27天,在炮兵支援下,先后夺回并守住了两个高地。正是由于有朝鲜多山地的特殊地形条件,扩大了我军在有限的地表阵地外的机动区域,机动灵活性与游击战的精髓有相通之处。坑道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和“游击区”。能守就守,守不住就撤入坑道,保存实力,寻机再战,总是处于战术上的出击状态,消耗敌人,在表面阵地的反复易手中,敌人来了被赶走,赶走了又来,这样对送上门来的敌人反复敲打,不断歼灭,积小胜为大胜,直至取得整个战役胜利。

(3)炮火协同。我军炮火在阵地表面的战斗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我军的各种火炮发展到15000门、坦克400余辆,对步兵的协同、配合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比较稳定的战线相对于我军炮兵机动能力弱,起到一定掩盖不足的作用。但是,我军在对敌追击的时候,弱点就暴露出来,这也证明阵地战比运动战更利于我方火炮作战力的

发挥。

四、阵地战对我军建设的影响及对未来作战的启示

1.敢于突破既往观念和经验,确定坚守防御的战略决心。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中,我军很少打阵地战,避免打阵地战。这是因为那时红军非常弱小,物质条件极差,武器装备、兵力常取自于敌方,没有后勤。这种状况进行阵地战,同敌人拼火力、拼消耗,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必然遭受失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则不同,我党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有万众一心的国家作为后盾。有苏联在技术武器上的支援,有朝鲜人民的支持和军队的协同作战,顺应人心、民意。同时,根据朝鲜山地地形独创山地坑道工事和相应战法,因地制宜,因势创新。因此我军有能力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我军作战战略战法的突破,实质上是根据战争实际情况进行的探索和创新。一切既往经验都需要批判地接受,绝不是照搬照抄,而要看战争具体情况,要注重实效。从战略上看,抗美援朝战争可能与未来作战更为类似,即有限局部战争的特点,那么我们就仍然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思想。不仅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保卫祖国安全,而且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要注重护卫领空领海权益,在经济快速发展、能源相对极速短缺之际,研究如何增强军事力量,保护战略资源通道,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个核心利益服务,同时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保障能力,以提升应对海外各种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和控制能力。

2.促进了我军多军兵种建设。毛泽东说: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从1952年9月第一期轮换部队入朝至1953年7月停战谈判签订,我军步兵、空军、炮兵、装甲兵、工兵、防空兵、公安部队等都进行了轮换。整个朝鲜战争期间,70%的步兵、40%的空军、30%的坦克部队、60%的防空部队、57%的工兵部队都得到了朝鲜战争的锻炼。通过阵地战期间对特种兵实行边打边建,我军至1953年已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并在战争实践中也提高了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如1951年11月志愿军对马良山、正洞西山等要点的反击作战,首次成功地实施了步、炮、坦、工兵和高射炮兵的协同作战。1951年11月至12月进行的攻岛作战。是我军第一次陆空联合作战和我空军第一次多机种协同作战。到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期间,这种协同作战发展到了兵团规模。朝鲜战争之前多为地面单一作战,朝鲜阵地战中空、地一体,前后纵深,步炮兵协同、为多军兵种做后勤补给都使我们认识、适应了现代化战争的需求、节奏。未来战争是陆、海、空、天、电、网一体,全方位立体化战场作战。因此,我们要增加对空军部队、二炮部队、高技术武器装备、信息网络等方面的研究,提升多军兵种的协同作战战术,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加强对适应军兵种协同战术的军队组织形式、编制体制的调整和改革。

3.开始重视和加强现代化后勤建设。我军对现代化后勤的认识和建设始于抗美援朝战争。尤其是在阵地战中,后勤供应跟不上作战需求的教训非常深刻,也因此在边打边建中有了很大发展。“打战争就是打后勤”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后勤的背后,是国民经济做支撑,国家实力为后台。阵地战比起游击战、运动战,尤其要拼消耗,看后勤补给。阵地战能打好,后勤补给功不可没。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是在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召开,这次会议是第三次战役后我军对后勤工作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刻认识的结果。到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时,后勤供应极端困难,供应能力只达到作战需求的1/2,仅能维持“礼拜攻势”。彭总在4月6日司令部会议讲话中说:“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但是,县里围歼战中我第二十军、第二十七军仍因断粮而不得不停止进攻。5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之后,通过机构、体制、兵站等各方面建设,后勤供应终于有了很大发展。在阵地战时期,空军、高炮部队、铁道兵、通信兵、工兵等协同配合,防空、抢修、抢运,建立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同时,在国内,1951年10月上旬,确立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一方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一方面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朝鲜前线,并向苏联购买部分武器装备。因此,一方面有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下的充足后勤物资,一方面有能力及时输送到前线,这样才有了底气,就能够继续进行战斗,“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战争结束后,在1953年底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全军明确了加强后勤建设,调配优秀军政干部到后勤学校学习,加强后勤干部培养等改进后勤工作的措施。同时,对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后勤业务、后勤战术、后勤部门协调以及各种后勤规章制度的研究也积极开展起来。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军兵种联合作战保障,从2000年起我军试行三军联勤体制,现代化后勤建设不断加强。

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启示,促使我军不断加强各方面的建设和新形势下军事斗争准备,增强军事实力,保卫祖国安全和权益不受侵犯。

注释: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韩国国防部编.朝鲜战争(第4卷)[M].哈尔滨: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4]邓华.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1951年7月8日).

[5]毛泽东1951年5月27日接见陈赓、解方时的指示.

[6]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M].北京:军事科学出社,2007.

[3]徐焰.第一次较量[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4]徐焰、李士顺、廖国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5]陈忠龙等.抗美援朝战争论[M].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

[6]林勇、殷力,浴血上甘岭[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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