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古歌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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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古歌辨

2021-01-14 00:23:58 投稿作者: 点击:

摘 要:苗族古歌同时包括文本与唱本:除了学者搜集、翻译、整理的文字文本之外,苗族古歌至今还以唱本的形式流传于民间,且后者是源,前者是流,故而其称谓应引入主位与客位的二元互补。

关键词:苗族古歌 文本 唱本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2-111-116

苗族古歌被誉为苗族的圣经,马学良称赞它是“古代苗族人民生活的瑰丽画卷”,是“形象化的民族发展史”[1]。自上个世纪搜集和研究近百年期间苗族古歌,出版了大量的异文和专著,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多次进入中国苗族史、苗族文学史和中国民间文学史。随着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申报,苗族古歌先后五次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2]

苗族古歌并非专有名词,从苗族民间自称而言,除了西部方言区之川黔滇次方言的本土称谓“hmongb ngoux loul”(蒙歌老)可直译为苗族老歌或苗族古歌之外,东部方言区之“dut ghot dut yos”(都果都谣)直译为古言古语,中部方言区“hxak lul hxak ghot”(夏鲁夏个)直译为老歌、根古歌。通过苗语直译可见,在本土自称三大方言都凸显其“古、老、长”,但民族性(苗族)显然是翻译者意译后所加。换而言之,在本文里,没有苗族古歌,只有hmongb ngoux loul、dut ghot dut yos或hxak lul hxak ghot等,苗族古歌是文本化名词。

虽然早在1896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就开始对西部方言区的古歌进行调查,民国时期陈国均等民族学者做过专题研究,本土学者石启贵、杨汉先等则既搜集又探讨其特性,但苗族古歌作为固定名词第一次出现晚至于1957年即《民间文学资料集成·第四集·黔东南苗族古歌》,后来自1979年田兵选编的《苗族古歌》作为书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1979-1982年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一等奖以后,逐渐为世人所认同并将之泛指苗族三大方言区的古歌。

笔者认为,苗族古歌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苗族古歌是以民族作为定语修饰古歌,以民族族别“苗族”界定古歌,其优势是强化民族认同,其劣势则是漠视个体的差异性。事实上,由于苗族历史上战争与迁徙不断,故而三大方言的古歌其个性与共性并存,概而称之为苗族古歌会造成没有实地调查的学者在运用上的混乱。如华中师范大学王曼丽的硕士论文《文本背后的文本——苗族古歌<说古唱今>的语境研究》里就嫁接了东部方言区的古歌自称dut ghot dut rangs(都果都让)和中部方言区古歌《说古唱今》的内容。[3]

基于苗族古歌的定义之辨,本文拟从苗族古歌的文本定义概述、苗族古歌的文本称谓梳理从而探讨文本与唱本二元并置的苗族古歌。

一、苗族古歌文本定义概述

苗族古歌的界定众声喧哗,从泛指层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苗族学者苗青提出苗族史歌的称谓比苗族古歌更为贴切:

苗族史歌是苗族人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来叙述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风俗习惯的叙事诗。内容包括开天辟地、洪水滔天、人类来源、始祖创业、部落战争、民族战争、民族迁徙、风俗习惯的来源等等。我们之所以要提“史歌”而不要提“古歌”,那是因为“史歌”这一概念要比“古歌”确切得多,也符合苗族文学的实际情况。[4]

马学良认为如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群众以歌唱的形式来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因此过去习惯地称之为《古歌》或《古史歌》。这些诗歌详尽地记载了苗族族源,古代社会状况及风土人情等等,苗族人民把这些诗歌看成自己形象的历史,所以,我们认为称之为《苗族史诗》更为恰当。[5]

潘定智提出苗族古歌是苗族史诗。古歌是苗族民间的说法,史诗则是学术术语。[6]这样的相互阐释引入主位与客位的并列,遗憾没有进一步展开探讨。

在列入“中国少数民族专史丛书”的《苗族史》中,对苗族史诗作了简短的说明,并把它归入“原始口头文学”这一更为宽泛的文学样式之中。在文中大量引证,凸显了无字民族“话本史”[7]的重要性。

在众多的阐释中,笔者较为认同夏杨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古歌是苗族叙述本民族神话、传说、古史的叙事诗,包括创世纪、洪水滔天、人类来源、远祖创业、原始部落战争、民族迁徙等内容。另外也用来叙述各种风俗习惯的由来、爱情、婚姻等故事。[8]

对于苗族古歌的界定,罗丹阳在其硕士论文里就中部苗族古歌的定义从时间和篇幅内容、传唱地点和区域、调值、演述形式、语言、演述时的取态共六个层面加以探讨,其结论为:“不管称古歌还是史诗,都是以歌(诗)来叙述古代历史的。”[9]此外,石如金命名为苗族创世纪史话[10]、龙炳文称之为古老话[11]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地区的申报目录里陆续出现了《苗族古歌》、《刻道》、《亚鲁王》和《苗族贾理》等不同称谓。

纵观众多学者的论述,要么强调苗族古歌的地域性,认为苗族古歌仅限于黔东南地区(如吴一文、罗丹阳等);要么强调其与民间文学的对接,因而将其纳入神话史诗等(如今旦、马学良、段宝林等);要么强调古歌演唱内容的民族性,强调苗族古歌对苗族历史的记忆和储存从而称为史歌、史话(如苗青、石如金、田兵等),笔者试图将不同学者对苗族古歌的侧重内容对照列表如下:

分析上表可知,侧重于将苗族古歌分属民间文学的观点,是针对个人的精英的书写,苗族古歌属于非汉民族的集体口语创作;强调其属于苗族原始文学、苗族古代文学或原始口头文学的学者则凸显其产生或形成于原始时候时期,这是线性历史阶段论的直接产物,殊不知苗族古歌的口头诗学特性决定了其发源于远古,在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迄今为止依然在苗族社区活态传播;将苗族古歌界定为苗族史歌、史话之观点强调其历史的承载与厚重,这显然是由于长期以来苗族无书面文字的历史投射下而形成的以古歌记事之特性,然其不足在于除了东部方言区苗族迁徙古歌与西部方言区之战争古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之外,散布三个方言区的庞杂的创世主题除了模糊的历史记忆,更多地具有亦神亦俗的“神话历史”之特性,苗族古歌的历史性仅仅是宗教性、文学性、哲学性等文化性之一维。

正是因为各有侧重,故而被学者搜集、整理和翻译后的苗族古歌即文本的苗族古歌称谓多样,出现了“苗族古歌”、“苗族史诗”、“古老话”、“苗族创世纪史话”、“亚鲁王”等不同称谓。 仅以东部方言苗族古歌的文本化称谓就出现了《古老话》[12]、《中国苗族古歌》[13]、《苗族创世纪》[14] 、《湘西苗族巴代古歌》[15]、《湘西苗族古老歌话》[16]以及《苗族古语》[17]等不下八种不同的命名。下文是笔者对两个不同版本的苗族古歌搜集者的田野访谈,《苗族创世纪史话》之搜集者石如金的访谈中他解释到:

(苗族古歌)至于命名,一个字:史 。古歌、史诗、史话都好,都是一个字:史。我为什么叫史话?龙炳文的《亲言亲语》以及称为《古老话》?我要叫《古老话》不就重复了吗,干脆我就叫史话。[18]

此外巴兑大师石寿贵认为:

在东部我们不叫苗族古歌,我们叫古老话。古老话是远古时代留传下来的语言,又叫做“古言古语”、“宗言祖语”。为此我将他称为《湘西苗族巴代古歌》、和《湘西苗族古老歌话》等。[19]

众多的命名固然与苗族古歌丰富的内容息息相关,但同样因为搜集者的侧重点不同或为了避免重复而有意为之。文本化不仅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苗族古歌,而且扩大其受众面,使苗族古歌参与到中国多民族的总体叙事之中,为以“多元一体”为前提的中国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二、苗族古歌本文称谓梳理

完整意义上的苗族古歌应包括文本与唱本,除了学者搜集、翻译、整理的文字文本之外,苗族古歌至今还以唱本的形式流传于民间,且后者是源,前者是流。正是苗族古歌至今依然活态地传承于苗族社区中,故而本土性的称呼与归类探讨即本文称谓值得梳理。

在本文称谓中,没有一个方言区的苗族古歌能涵盖其它,三大方言区的苗族古歌个性与共性并存。就内容而言,可以以地域为坐标,其分布个性为神意盎然之中部古歌、巫风盛行之东部古歌及战争浸染之西部古歌。

苗族古歌在东部方言区就内容而言统称为“dut ghot dut yos”(都果都谣),就形式而言即dut ntongd(都通)。“dut ghot dut yos”(都果都谣)包括三大板块的内容即dut ghunb(巫辞)、dut ghot(古老话)、dut lis(理辞),狭义而言,此处所言的苗族古歌仅限于 dut ghot(古老话),其内容为Dut Sob(雷神之战)、Dut niex(奶夔玛媾)和婚姻礼词(Dut qub dut lanl)。

以Dut Sob(雷神之战)为例,这首古歌其主线一是叙述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起源,二是交代雷神的身世,并在此基础上叙述Sob liox sob ghot雷神(并非一人,而是整个谱系)与Doub nex(天子)、Wangx jit(皇帝)之战争、议和、踏地分域以及交代湘西苗族(五宗六族)的迁徙与分布。这首古歌大多在祀雷时唱诵,笔者2011年8月在湘西花垣县大龙洞景区“祭雷神”田野考察中听到少量吟诵。

广义而言,中部方言区苗族古歌包含苗族贾理(jax lis)[20]、刻道[21]等古歌,狭义而言,中部方言区苗族古歌仅指十二路大歌。具体共十二首即tid waix xit dad开天辟地、qab nix qab jenb运金运银、dib nix dangt dongs打柱撑天、liub hnaib dangt hlat铸日造月;kab nangl kait jes犁东耙西、jfnl hniub mangx dod栽枫香树、luf det mangx dod砍枫香树、mais dangx mais lief妹榜妹留、juf ob laib bod十二个蛋;yangb nangl zeit jes洪水滔天vangb ed dod tit兄妹结婚、angx eb jit bil沿河西迁。

西部方言区由于居住分散,古歌的本土性称谓分歧较大,由于大多篇幅短小,故而较难以点带面总结其自称,其中黔滇次方言有“hmongb ngoux loul”(蒙歌老)之说,此外西部苗族古歌有一条战争题材的古歌主线贯穿其中即亚鲁古歌。

西部亚鲁古歌中对其称呼不一,有杨娄古仑(yangx lous gud nenb)、亚奴、亚鲁、杨鲁、杨洛、杨陆、羊鲁、央鲁、央洛、牙鲁等不同称谓。在其文本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其搜集整理者杨正江这样解释:

杨培德[22]老师提醒我,以《麻山苗族古歌》这样的命名申报上去就不太适合,因为黔东南的苗族古歌已经得到了认定,再以《苗族古歌》的命名申报就显得重复。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实际上西部的这一支苗族,反复提到个杨鲁或阳娄这个人。比如贵阳这支叫做亚奴,安顺毕节一带称为杨鲁,你所搜集的古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名?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告诉他大量的史诗篇幅确实全部围绕着一个杨鲁的人。切入点一旦确定,我们就确定为《苗族史诗——杨鲁》,回到紫云我反复琢磨,决定取名为《苗族史诗——亚鲁》。其实我们麻山的称呼为杨鲁,但取名为亚鲁是因为综合西部其它方言的发音,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对不同的方言做出注释,后来由杨培德老师定名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23]

可见,此处所言的亚鲁 (yax lus)为本土性称谓,这首古歌的影响在麻山就像汉族人用儒家文化来生存一样,他们的言行、房屋建筑甚至生命史都深受其影响,后来命名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可以看成深受学术界史诗分类的影响,可以看成是地方性知识纳入学术话语的较佳个案:

《亚鲁王》是迄今发现的第一步苗族英雄史诗,它的发现、记录和出版改写了已有的苗族文学史、乃至我国多民族文学史;在已知的许多英雄史诗不同,《亚鲁王》是原始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架构,它的问世,为中国文化多元化增添了新的元素,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个新的家族。[24]

笔者认为亚鲁 (yax lus)古歌由文本走向本文的过程中,在扩大其受众面的英雄史诗称谓上更注重与民间文学的对接,却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其送魂、治病、破案与祈福禳灾等功能,从动态的仪式展演走向静态的文字阅读。

通过苗族古歌的文本和本文梳理对比可知,长期以来重文本轻本文的研究使得苗族古歌一旦经搜集整理以书面的文本形式出现后就脱离了其产生的苗族社区语境。苗族古歌自研究之初,民国时期将其视作民族学的材料,解放初期的歌谣搜集将其视作远古苗族文学素材,文革时把它当成少数民族封建迷信,现在的教育体制安全地把它降落为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25]

三、苗族古歌的文本与本文并置

笔者认为,在苗族这样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里,在其“什么都用诗来记”和“百句话不如一句歌”的传统中,苗族民众拥有一套完整的诗歌系统。那么较之于共时的理词、活路歌、劳动歌、祝词、酒歌、情歌、儿歌、巫辞,较之于历时的起义歌、苦歌或有明确年限的传说之歌如《张秀眉》、《吴八月》等,苗族古歌何在?

界定苗族古歌必须回答以下基本问题:首先,苗族古歌即“苗族”之“古”之“歌”。苗族古歌空间上而言怎样分布?内容而言怎样分类?苗族古歌之“歌”其歌辞、音乐和民俗怎样等问题都需进一步探讨?此外“苗族”古歌此处的苗族是谁?其作者、唱者和听众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其次,古歌之“古”是指年代的久远还是仅仅指发生在过去?判断其是“古”还是“今”是由时间断代还是内容断定?最后,苗族“古”歌是固定的文本还是活态的唱本,在历史长河中其功能和传承是否有所改变?

在上述问题的田野民族志基础上,笔者认为苗族古歌指在苗族聚居地用苗语流传的关于开天辟地、万物起源、苗族族源与迁徙等创世性题材的歌谣。这样的定义可以从以下比较中加以认识:

首先,从流传语言上,苗族古歌用苗语流传。苗族古歌长期以来一直以口语诗学的唱本形式流传于苗族民间,其被文本化历时较短,故而从这一层面而言,苗族古歌同时包括唱本与文本,但前者是源,后者是流。换而言之,在流传方式上,本文所言的苗族古歌主要以流传于苗族民间的口语诗学为重,此外包括已经公开出版的文字文本,当然还囊括被记录的音像或视频文本。

其次,从内容而言,本文所言的苗族古歌,内容大多为神话性或历史性题材,关注苗族对于世界源初的认知以及解释体系。正是鉴于此,苗族古歌并非如书面文学那样作为单一作品独立存在,它大多作为仪式活动中的一环夹杂在巴兑巫事、贾理断案甚至婚丧礼仪中。在此意义上,对于古歌的研究除了歌辞一维更需语境的探讨。

再次,在表现形式上,苗族古歌虽与民间故事、传说等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甚至出现内容完全重合的异文故事,但此处所言的苗族古歌其表现形式仅限于或唱或吟的诗歌体,以东部方言区为例,概而称之为dut ntongd(都通)。

最后,在流传地域上,以苗族聚居地为空间载体,以苗族三大方言为地域坐标,而不仅仅局限于中部、东部或西部方言区,只有三大方言的整体参与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苗族古歌本体。

结语

苗族古歌的界定按照人类学主位与客位的二分法有自称和他称之别。自称而言,苗族古歌在东部方言区称为“dut ghot dut yos”(都果都谣)、中部方言区为“hxak lul hxak ghot”(夏鲁夏个)、西部方言区为“hmongb ngoux loul”(蒙歌老)、亚鲁(yax lus)等;他称则有“苗族古歌”、“苗族史诗”、“古老话”、“亚鲁王”等不同称谓。

苗族古歌应包含文本与唱本。承接于此,从接受主体而言,不同于文本中的作者与读者,本文中的苗族古歌是唱者之唱与听者之听的双向交流:苗族古歌唱者包含巴兑、东郎、褒牧、理老及歌师;苗族古歌由于其歌谣听觉性从而其接受者多元,包含苗族民众、世间万物甚至鬼神与亡灵。在此意义上,苗族古歌的研究如对其功能与传承的研究除了学者的文献梳理,更倡导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并需要聆听文化持有者的本土性声音。

参考文献:

[1]马学良等译:《苗族史诗》(Hxak Hmub),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页。

[2]在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广泛流传于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贵州施秉县的《刻道》(即《开亲歌》);在2008年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申报的《苗族佳理》;在2010第三批中有流传于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的《麻山苗族古歌——亚鲁王》,同年花垣县申报的《苗族古歌》作为扩展目录被录入。

[3]王曼丽:《文本背后的文本——苗族古歌<说古唱今>的语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1-2页。

[4]苗青编:《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30-37页。

[5]马学良、今旦译注:《苗族史诗》(HXAK HMUB),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页。

[6]潘定智编:《苗族古歌·宏伟的创世史诗 丰富的古代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7]徐新建:《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8]夏杨整理:《苗族古歌·写在前面》,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页。

[9]罗丹阳:《苗族古歌的口头演述与文本制作——以黔东南双井村(Seid Gang Neel)为个案》,中国社科院2007年民俗学硕士论文,第3-5页。

[10]石如金、龙正学搜集、翻译:《苗族创世纪史话》,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

[11]龙炳文、龙秀祥等整理翻译:《古老话》,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

[12]龙炳文 龙秀祥整理译注:《古老话》,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

[13]石宗仁整理、译注:《中国苗族古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14]龙正学搜译:《苗族创世纪》,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年。

[15]龙宁英等编注:《湘西苗族巴代古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16]张子伟、石寿贵:《湘西苗族古老歌话》,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17] 佚名演唱,1985年石家禄笔录并汉译,四开纸十一页,二百八十行,稿存于湘西自治州民族研究所。

[18]笔者对《苗族创世纪史话》搜集者石如金的录音采访,石如金,苗族,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对东部方言区苗族古歌做了大量搜集,陆续出版了《苗族创世纪史话》、《湘西苗族理词》等。

[19]笔者对巴兑大师石寿贵的田野采访录音整理。

[20]古歌和贾理的区别有众多不同声音,具体可以分为三种:一种认为“贾理”是包罗万象的,包括古歌和民族习惯法、民族哲学思想、民族迁徙史、历法,类似一个综合的文本;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古歌是源,贾理是流;第三种观点则提出两者属于并列的两种文类,二者之间有交叉,但不涵盖。

[21]《刻道》研究者吴小认为,流传于施秉、黄平、镇远一带的《刻道》作为《开亲歌》的一部分,从其演唱场合而言属于酒歌(调),但苗族古歌在当地属于大歌(调),故而完整的《刻道》不属于古歌系列,然其创世部分属于本论文古歌。

[22]后来笔者与杨培德先生的访谈中得知,杨鲁古歌遍布整个西部苗族。其实早在民国时期,苗族学者杨汉先就搜集了类似的异文,当时以“杨六郎”命名,显然属于王明轲提出的“攀附理论”的较好注脚。杨培德,苗族,贵州凯里人,苗族研究专家。

[23]资料来源:笔者对杨正江田野访谈的录音整理,杨正江:男,苗族,紫云县水塘镇人,紫云县亚鲁王翻译整理工作室负责人。

[24]刘锡诚:《<亚鲁王>:原始农耕时代的英雄史诗》,《苗族史诗<亚鲁王>学术研讨会》,贵阳,2013年,第44页。

[25]资料来源:徐新建教授2010级博士生上课录音整理。

Argument of Miao Minority in Their Ancient Songs

Abstract:Miao ancient songs should include both text and libretto.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written texts collected, translated, and arranged by some scholars. And the latter, songs Ancient Songs--libretto, as a kind of dynamic texts, is still spreading in folk today. The latter ones are resources, and the previous one is flowing.So the defined argument needs a Binary complementar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Key word :Miao Ancient Songs, text libretto

责任编辑: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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