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弥曼:努力寻找在地球和时间中旅行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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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弥曼:努力寻找在地球和时间中旅行的“鱼”

2021-09-15 12:01:41 投稿作者: 点击:

2018年盛夏时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弥曼,凭借在化石记录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得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荣誉称号。随后,张弥曼分别用英语、法语、汉语、俄语、瑞典语等语言发表了她的获奖感言。人们赞叹这位82岁古生物学家的幽默,也感动她为科研牺牲个人幸福的精神。

立志报国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研究鱼化石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可我们知道,您刚开始并不是研究这个的,能具体说说吗?

张弥曼(以下简称张):我1936年出生于南京市,是家中长女。我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在神经生理学领域颇有建树。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生物、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一家开始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后,父亲带着全家逃散。1940年,我们搬迁到重庆北碚,后来,又辗转于江西等地。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战火和硝烟中度过的。当年,日军疯狂轰炸重庆北碚时,我和怀有身孕的母亲在床下躲避,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父亲急匆匆地赶回家时,以为我们被炸死了,号啕大哭。那个年代,我亲眼看见日寇狂轰滥炸,人民流离失所,很多孩子因缺医少药而死去。我本人也得了疟疾,走路摇摇晃晃,曾连滚带爬地跟在逃亡的队伍后面,生怕死去。因为耳闻目睹过太多苦难,我发誓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救亡救国。

然而造化弄人,1953年,当时的中国正在朝工业化迈进,国家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地质科学行业。因为当年一句“地质报国”的号召,我放弃了从事医学工作的理想,毅然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从事地质研究工作,以期为祖国寻找矿产资源。

记:那您又是怎么研究上鱼化石的呢?

张:1955年,我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从地质学转到古生物学,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不知道该学哪类古生物学。有一天,曾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对我说:“要不,你就学鱼吧!”从此,我就开始了对鱼化石的研究工作。

1960年,我回到祖国,顺利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我的“学鱼”之后又“寻鱼”的生涯。

记:这个工作需要您不断外出,家人支持您吗?

张:我的丈夫是我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他学的是物理学,回国后去了沙漠戈壁滩,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工作,成就斐然。两个人都忙,没有办法,女儿出生刚满月,我就把她送到了上海外婆家。从此,我们—家三口分隔三地,几年后,我才将女儿接回自己身边。我们这一代人,正逢国家建设初期,每个人心头都是火热的,为国家做事,都会全力以赴,不管是搞科学研究,还是日常生活,都有一颗大公无私的心。家人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

野外勘探

记:寻找鱼化石都是在野外,条件很艰苦吧?

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毫不例外地被送到农村改造。当时,我以为研究要中断了,虽然觉得可惜,但还是退掉城里的房子,义无反顾地做好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准备。

“文革”结束后,我回到城里,得知要继续之前的鱼化石研究工作,我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总想把之前落下的工作补上来。每年,我都会抽出3个月时间,跟随地质勘探队东奔西跑,在荒郊野外采集化石。野外勘探条件艰苦,全靠两条腿和一双脚板,一天能跑20多公里路。到了晚上,我们经常要露宿野外,如果赶上运气好一点的话,会投宿老乡家,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村里的祠堂过夜。

这真是一项又苦又累的差事,由于常年在野外生活,风吹日晒,我和地质队员们一个个都像郊外的“野鬼”一般模样。

记:人们其实对你们的野外生活还挺好奇的,能具体讲讲吗?

张:呵呵,其实在野外,四周到处都是蚊虫,咬人可厉害了,一口一个大包。地上更是臭虫满地乱爬乱跳,还到处咬人。长年在外,一换新地方,我就生虱子。每次从野外回来,脱下衣服我就开始捉虱子,不停地用手指甲掐,一掐一包血,很是吓人。后来,我干脆一回到家就把衣服扔到大锅里烧开水煮沸,叫虱子死无葬身之地。除了虱子,还有跳蚤,在衣服里跳着蹦着咬人。为此,我还练就了一门技艺,在黑夜里能抓住跳蚤,被同行誉为捉跳蚤的“圣手”。

有一次,在缙云的磨石山上,我睡在山顶的祠堂里,半夜时突然被几只老鼠吓醒。漆黑的夜晚,我吓得不停地喊叫。还有一次,在浙江横店考察,我晚上睡在农家的稻草地上,盖的是发霉的被子,又冷又饿。

艰苦的环境,磨炼着我的意志,也锻炼出了我超人的饭量。有一年,我出去采集化石,恰好赶上中秋节,队里给每人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我就着大酱醮豆腐,风卷残云一般,把米饭和烙饼一扫而空,创下了野外饭食的个人“新纪录”。

野外工作虽然很苦,但一想到我找到的每块化石,都见证着一段历史,有可能揭开历史背后的谜底,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因此每年夏天,我还是会奔跑于祖国各地,常常一个人挑着担子,带着锤子,跋涉在荒山野岭之间。整天泡在泥地里,或者山沟边,不停地挖啊、刨啊,去寻找想要的鱼化石。

记:听说您在寻找鱼化石的时候,也对石油开发贡献了力量?

张:学问都是相通的。在大庆油田开发之初,我根据地层中的化石样本,准确提出石油的成油地质时代,为地质专家寻找油层提供了科学依据。大庆油田第一股油流从地下冒出时,我的观点也被证明并引起重视和轰动。

记:我们曾看到过一幅漫画,画面上,蓝天白云,海风椰树,您穿着淡紫色碎花旗袍,神采奕奕,手牵一条长着四条腿的鱼,漫步在海边沙滩上,还对手里牽着的那条鱼说:“小杨同志,我带你走向21世纪。”能说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张:这是我一位学生画的漫画,送给我做生日礼物。画中这个四足怪鱼,是我找到的闻名国际古生物学界的“杨氏鱼”。

记: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杨氏鱼”吗?

张:1980年,我参观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了瑞典学派代表人物雅尔维克用25年时间还原的肉鳍鱼化石,感到极其震撼,决心用最短时间迎头追赶上去。那时,我们还没有CT扫描技术,要想从内到外看清微小的鱼化石,很不容易,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连续磨片工艺和制作模型方法才行。

我想要还原云南曲靖的杨氏鱼,耗时多多。这种鱼的颅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长,我需要先磨掉极其微小的一块样本,然后,依靠显微镜来画出切面图,边磨边画,直到整块化石磨完为止。我倾尽心力,画出540幅图,复杂一点儿的图,画一张就会耗去十四五个小时。有时候,我会一直画到凌晨4点,回去睡两三个小时就起床,回到实验室接着干。就这样,我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对“杨氏鱼”的研究工作。

按照瑞典权威学派的观点,“杨氏鱼”应该有一对内鼻孔,鱼的头颅分成前后两半,由一个颅中关节连接。我在研究“杨氏鱼”标本时,既没有找到内鼻孔,也没有找到颅中关节。内鼻孔是鱼类“登陆”时学会呼吸的关键构造。为此,通过认真研究后,我找到了更多证据,从根本上动摇了瑞典学派的权威观点。我认为,杨氏鱼和奇异鱼都是一种原始的肺鱼。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专家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直到1995年,世界古生物学界才普遍认同我的观点,肉鳍鱼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也逐渐转向了中国云南曲靖地区。

记:我们知道,您这个卓越的发现,让世界古生物学界为之震动,开启了生物界对四足动物起源新一轮的探索,您很有成就感吧?

张:我其实很笨,除了有一双勤劳的手之外,就是靠自己不懈的努力,去发现问题,去探讨研究。我也没法和别人比,别人讲话头头是道,而我的嘴却很笨,也带不了很多研究生,至今带过的学生总共只有十几个。给学生改论文,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去改,速度很慢。自己的发言和讲座,我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去写,做得很慢。说真的,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想着自己啥时候能变得聪明一点,干什么都能快一点。

成就卓著

记:听说您还出版过一本书?

张:2004年,我回到老家,参观了家乡的城市建设,看到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把看到和听到的故事写成了《回乡偶记》,没想到出版发行了。

记:您还把一种鱼化石命名为“伍氏献文鱼”,有什么意义吗?

张:说到这个,我真的是想感谢太多人,国家的培养,领导的帮助,同事的关怀,都让我终生难忘。应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总是能遇到好老师。伍献文老师当年的一句话,定了我的“终身”,让我在鱼化石的研究上有了成绩。2008年,我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一种奇特的鱼化石,便将它命名为“伍氏献文鱼”,就是为了纪念老师伍献文先生。

记:我们知道,搞研究的人都很注重自己的研究成果,您却主动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给别人,能说说这个吗?

张:20世纪90年代初,我把炙手可热的泥盆纪鱼类研究,移交给了年轻人去做。我想,我把我原先的研究方向让给别人,别人可以在我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可以省去很多时间,也更容易出成果。这对年轻人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对研究有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记:听您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获奖感言,您用了多种语言,当时是怎么想的?您工作那么忙,还有时间学语言吗?

张:我先用法语开场,是想表达对东道主法国的尊重。然后,我分别用俄语和瑞典语感谢早期导师对我的帮助。我学习语言,其实都是工作需要。63岁时,我发现看法语文献吃力,于是利用周末去上法语培训班。当时坐在20岁左右的同学中间,我的一头白发特别显眼。第一堂课,老师让大家用法语介绍自己,我说,我今年63岁。话音刚落,整个教室一片哗然。下课时,班里的同学都围了上来,问我这么大岁数了学法语做什么,我就耐心地告诉他们,我学法语,是为了搞科学研究时用。同学们听了,都一时无语。

记:这些年,您取得了很多荣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张:呵呵,2011年,我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又被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2015年,我又获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生院荣誉博士学位。2016年,我获得古脊椎动物学会的最高荣誉: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2018年,我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也是这个行业中的世界最高荣誉奖项,代表著作有《热河生物群》《中国古生物志》等。2018年8月,中央宣传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又把我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国家和同行对我真的是太照顾了,非常感谢!

记:能具体说一下这次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吗?

张:我这次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生动物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哲学问题,也是古生物学问题,更是人类一直探索的话题。我研究鱼化石,也是在探索人类的起源。这次获奖,也是同行对我的一种肯定。颁奖典礼上,我想告诉人们,也想打破一些人的偏见,觉得科学家都是刻板严肃的,因此就选择了风趣幽默的开场白。没想到,效果挺好的,在5分钟的演讲中,人们给了我极大的善意,都热烈地鼓掌。发表完获奖感言,我直接走下讲台,竟然忘记了拿走获得的奖杯。没想到,这又把全场的人逗乐了。其实我真的是因为太激动而忘记拿了。

记:有如此成就,您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可是听说您又投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什么呢?

张:科学研究永无止境,世界古生物研究日新月异,我们再不抓紧时间,就赶不上别人了。而且越是深入研究,我就越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现在,我开始研究新生代鲤科鱼化石,这类化石反映了近年来地球的变化,可能会诞生新的重大发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我常去青海、新疆野外勘探。如今,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我感觉自己精力很旺盛,就是时间不够用。我总有一种感觉,那些在地球和时间中旅行的“鱼”正在等著我去发现它们,因此我不能停下来。

〔编辑:潘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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