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与文晓村新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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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与文晓村新诗创作

2021-01-13 20:06:16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文晓村迁台后才开始新诗创作,但其文学创作的渊源仍要追溯到河南偃师。即便两岸隔绝三十年,文晓村在精神上、文化上未与中原文化断绝联系,他的新诗中可见诸多北方意象,也直接表达乡愁。坚韧、忧患意识等中原文化精神也是其诗歌精神的重要底色。

[关键词]文学渊源;北方意象;乡愁;忧患意识

文晓村,原名文立业,1928年3月2日出生于河南偃师甄家庄。初中毕业后参军,23岁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中所在师陷入重围,突围失败后隐匿深山一年,后被美军俘虏,1954年3月押解至台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多年,退役后于1973年考入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被“感训”期间文晓村已尝试写作,1956年发表第一首诗作《海与天》。1962年与诗友发起创办《葡萄园》诗刊,提倡“你健康、明朗、中国”的诗歌路线。两岸实现互通后,文晓村一直致力于两岸的文学交流工作。文晓村的文学创作以新诗为主,在诗评方面也卓有成就,出版诗集《第八根琴弦》《一盏小灯》《水碧山青》《文晓村诗选》《九卷一百首》,评论集《新诗评析一百首》《横看成岭侧成峰》等。

因为有感于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的薄弱,文晓村最初的人生理想是要献身乡村国民教育,以推广普及教育为终身志业。但读师范有就业限制,为了能够毕业后参军保家卫国而改读中学,并于16岁那年的冬天与另外6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虽然爱好文艺,一直不曾放弃读书的爱好,但文学创作显然并非文晓村当时的首要选择,他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是到台湾后。然而,若细细追寻其文学踪迹,却仍然要先回到养育了他的中原大地。

文晓村最早的文学启蒙,来自于母亲。文晓村的母亲虽命途多舛,但有幸读过几年私塾与女子小学,知书达理,坚忍能干。文晓村五六岁时,母亲已教他背诵《三字经》,教他唱歌,播下最早的文学种子。入学之后,文晓村接受了更为系统与专业的教育,尤其是小学时期的田致茂老师,进一步发掘了他的文学天分。这位国文老师认真上课之余,经常自己为学生印制课外读物(多小品文与诗词),订阅杂志(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指导学生办壁报。小小年纪的文晓村在老师的指导下将话剧《高丽童子》改为“河南曲子”,且公演成功获得嘉奖。文晓村非常爱看书,学生时代也曾“误入歧途”差点因为迷恋武侠小说耽误学习。从军后也没有放弃这一爱好,利用闲暇时间,文晓村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腐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现代文学作品,也有《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翻译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还观看过歌剧《白毛女》与地方秧歌戏。

从文晓村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阅读面十分驳杂,既有中国文学也有外国文学,既有现代文学也有传统文学,既有精英文学也有通俗文学民间文学。这些阅读经验对于文晓村日后新诗创作未必都能看到直接的影响,但不能否认为这位文学爱好者储备了优质的创作资源,字字都沉淀成的丰厚的养料,最终开出美丽的文学花朵。

除了文学经验的积累,文晓村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潜藏在他的诗歌之中。为了纪念抗战而作的《抓住抗战的尾巴》,将他中学毕业后与几位同学毅然从军的经历写了进去。七个中学生虽然懵懂却满腔热血,赤脚走在冰天雪地里也不觉寒冷。这是文晓村自己的个人经历,也是当时青年学生的缩影,亦为我们民族的抗日历史作了形象的注解。

中原文化之于文晓村新诗写作的影响,首先是具有北方风情的物像再现。伊河、芦笛、黄河、纺纱车、黑布鞋、粽子等北方生活经历中的物像频繁出现于他的诗作中。这些具有北方特征的意象,一方面是文晓村诗作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透露了诗人掩不住的乡愁。

文晓村对于故乡的感情,更为直接的表达是他的乡愁之作。《想起北方》是文晓村的一首代表作。写作《想起北方》时,文晓村已去台近10年。从洋溢南国风情的台湾到布满北方风光的河南,遥遥有几千里的路程。且因为当时两岸隔绝,回乡之日未知,更是将时空距离放大数倍,“已经是长长的马拉松的距离了”。但即便如此,“从我的脉管中/仍能听及黄河奔腾的呼声”,思乡之情已经植入血脉之中,灵魂深处。乡愁在诗中具象化故乡的伊水与芦笛。伊水是诗人家乡村边的小河,养育了一代一代村里人,也承载了无数儿童的欢声笑语。儿时畅游的快乐之于游子尤其难忘与怀念。用苇叶卷起来的芦笛,当年只是北方很常见的简单乐器,小孩子玩耍的玩具,此时那悠悠的笛音里却都是诗人对故乡的怀恋之情。

乡愁还寄托在情之所系的人身上——杨柳树下的倩影与夜夜纺纱伴儿眠的母亲。从生命的孕育到幼儿的成长,都离不开母亲的细心呵护。母爱总是无私的,温暖的。所以在无根的岛上想起北方,不仅仅是怀恋的歌声“如同母亲的纺纱车/唱出熟稔的韵律”,任何日常生活细节都能勾起思念之痛:每逢端午,“想到母亲亲手包的/红枣粽子/嘴角上挂的/竟是泪水”(《红枣粽子》);母亲节“宁愿守在书斋内/日夕献一柱心香/回忆儿时的慈晖”(《母亲节的下午》)。文晓村的诗惯于从日常细处人手,看似平淡却意蕴悠长。在《生日之二》,诗人将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刻画为一个倚门等待的形象。倚门而待,实在不过是最平常的行为,然而“日夕倚门复倚门”,从日出到夕落,一天复一天,若是也“以时间的长影”来丈量这“九千个日子”,也一定不少于那“长长的马拉松的距离”。虽然至死都不曾放弃,“奈何关山万里海天无情/也望不见那熟悉的踪影”。一次离别,竞成永别。“一旦有了音信/我那年迈的母亲/竟是古稀白发包黑巾/坐在黑色的相柜中/对着自己的儿子/不发一语”。黑与白的对比,音信与无语的对比,悲痛无声,却撼人至深。

对于历经漂泊之苦的诗人而言,心心念念的并不是“吃喝穿戴都有母亲来安排”(《生日之一》),而是母亲对孩子日常生活的照顾中所蕴含的情感牵系。这是母慈子孝的人伦情感的深刻表达,同时母爱亦是可以抚慰身份之伤的温暖桃花源。“对于过去事情的怀恋总是以当下的恐惧、不满、焦虑或不安为背景出现的,即使这些东西并未在意识中凸显出来”。离散之于身份认同的影响,一方面在于离散者自我主观上徘徊于原乡与新乡的撕裂感,一方面来在于现居地对迁徙者的不接受。中原文化本就安土重迁,离家难回的游子很难断绝对原乡的记忆与情感。文晓村被美军遣送至台后,心理上很难轻易认同一个陌生之地,漂泊无根之感难以消解,自然化为对故乡、对母亲的怀恋,他的创作也自然而然就满盈着原乡的物事与文化,以此抗拒身份的流失。也许起初是被迫,但长久生活下来,时间与情感的积累终将“异乡”也变成了“故乡”。但台湾被人为操纵的族群矛盾,让这些“外来者”也时时感到不被认同的疏离与伤害。正如身份是多重的,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维度,“故乡”也并不一定是唯一的。离散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他们双重的身份意识,最终为“故乡”书写上了两个名字。文晓村往返于“双乡”之间,自有其难掩的撕裂之伤,然而却能以“无愧于山河天地”的广阔胸怀加以化解。也正是这些离散者之于双乡的深厚情感,为两岸文化交流织就华丽篇章。文晓村与葡萄园诗社是促进两岸诗歌交流的先行者,推介诗作、编选诗集、举办研讨会等,一力“复兴中华文化,繁荣华文诗歌,作跨世纪的前瞻思考”。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广阔,物产丰富,孕育了灿烂悠久的文化。但作为内陆省份,其优势在历史进程中渐变为劣势,天灾人祸不断,苦难一直如影随形。苦难促生了坚韧的生命力,也促生了深沉的忧患意识。

河南人对苦难的坚韧承受在文晓村身上有明显体现,并被诗人融入了新诗创作中。文晓村一生命途多舛,却在艰难挣扎中一直渴望着“一盏小灯”。在《一盏小灯》中,诗人将多难的人生具象化为“荒漠的旷野”、“深夜的海上”、“浓雾的岛上”,无论多么恐惧、可怕,都一直追寻着“远方那一闪/荧荧的亮光”。“小小的灯”并不是“春花秋月”所代表的安逸繁华的生活,是人生至高理想,是“永远无法接近”,但要“把心贴了上去”的坚持。这种坚韧的生命力在《攀登》中集中爆发。《攀登》一诗部分灵感来自于诗人随军从济源到阳城时翻越太岳山的经验。独特的经历成为诗人后来重要的创作题材,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对人格的锤炼,对生命的体悟。当年攀山的具体情形或许已经模糊,但“在那崎岖的道路上/你的步履艰辛”,“多少次从峻峭的高处/跌向死亡的山涧/”的艰苦卓绝却历历在目。太岳山再艰险,翻越过去这一次旅程也就结束了,对精神的磨砺则延续不息。“你的伤痕累累血泪斑玟王/也不曾停止你的脚步”,“必须吞下一胆紧裹的苦水/你仍然不放弃”,正是文晓村人生的注脚,也是他对生命的解读。

文晓村的出生地毗邻诗圣杜甫故地,离乡四十余年后诗人“但凭心香与血忱”(《梦回杜楼有记》)谒杜甫墓,对诗圣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他自己的新诗创作也承续了以杜甫为代表的河南文化与文学精神,具有忧患意识。他既以乡愁诗叙写自己、叙写外省人的离散之苦,也为底层的小人物代言。《老校长》以午后放学这一日常情景人诗,诗人却从老校长日复一日送学生离校这一细节看到了一位教育者的内心世界。学生在老校长眼中是“孩子们”,而且是“天使似的孩子们”,为了看清他们,年纪已老的校长“不停地抚弄眼镜”。小小一个细节已将师生情表露无遗。目送学生们离开学校后,老校长又站在学校门外,“凝视那些油加利树”,这一沉思姿态,其实凝视的还是已经看不到的“孩子们”。诗人以诗为平凡的教育工作者塑了“一尊光辉的巨像”。

在伊洛河畔长大的文晓村,“根”的意识非常强烈。即使两岸隔绝的年代,在精神上、文化上也从未断绝与原乡的联系,他的新诗创作也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文晓村开始新诗创作时,台湾文坛正被“西化”之风占据。文晓村与《葡萄园》同仁,在刊物创办之初,就表达了对颓废、晦涩的西化诗风的不满。文晓村力主创作“中国的现代诗”,“在空间上,它是属于中国的,在时间上,它是属于现代的”,并将其诗观凝练为“健康、明朗、中国”六个字。文晓村一直坚守这一诗歌理念,他以笔墨纸砚、宫殿等中国意象入诗,视传统文化为中国诗的生命之源,即使“奔腾在八方之外/仍有一颗植根的心/深埋在你的土中”(《这一代的乐章》序诗《颂》)。

中原文化是文晓村新诗创作的根系所在,离散并未切断根脉,反而在异域绽放出别样风采。当然,“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离散经验也为文晓村提供了原乡之外的多样文学资源,共同构建了他风采卓然的诗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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