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文精神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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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文精神初探

2022-05-16 04:04:35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 近年来,图书馆人文精神研究在我国图书馆界成为热点。西南联大图书馆作为一所颇具规模的战时大学图书馆,在狂风暴雨之中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人文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建设和服务具有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 西南联大 图书馆 人文精神

自1998年吴唏先生发表《图书馆与人文关怀》一文以来,图书馆人文精神日趋成为我国图书馆界研究的热点,十年来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文精神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空白,这与它在当时学校中的地位是远远不相匹配的,也与今天的人文图书馆建设的实际相脱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笔者尝试对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内涵作一探析,一方面为现今的图书馆人文精神讨论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为我国高校的人文图书馆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1 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图书馆人文精神?十余年来图书馆界的学者对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肖希明认为,所谓图书馆人文精神是指“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以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创造美与和谐作为图书馆活动的宗旨”。蒋永福、王丽云则认为,图书馆人文精神涵盖三层:一是理念层面上,包含公益性质理念、服务功能理念和读者目标理念;二是行为层面上,包含开放原则、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和助人原则;三是视觉层面上,包含建筑的便利与意蕴、设施的秩序与整洁、色彩的典雅与柔和以及交往的友善与礼节。这两种观点初步奠定了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外延,此后的探讨大多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展开。当然,也还有一些学者从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渊源、演变、发展以及在中外各国的表现等方面展开论述,这对拓展、丰富和完善图书馆人文精神大有裨益。

综观各种观点,笔者比较认同肖希明的观点,主要据以下三点理由:一是指出了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外延——人文精神在整个图书馆事业中的运用和体现,涉及到读者、馆员和一切有利于推动图书馆事业的组织和机构;二是指出了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内涵——以读者为中心,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以人文关怀为价值导向,以以人为本为精神理念;三是指出了图书馆人文精神的目的——重视人的存在和价值,尊重个人的生存权利、知识权力和个人发展的机会,给人最充分的人文关怀。正因为图书馆有了这种精神,知识才得以传承和创新,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因此,对高校图书馆界来说,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探寻、传承和发扬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2 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意蕴

在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西南联大研究吸引了更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在数字图书馆快速发展的当下,图书馆人文精神问题日益凸显。西南联大在中外教育史上铸起了一座永久的丰碑,用“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来形容可谓深中肯綮。尽管它的存在是短暂的,但其精神却是恒久的,70余年来,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纪念和研究。那么,作为西南联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大图书馆人文精神又有什么样的表征呢?通过对收集到的有限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在管理模式上,图书馆真正体现了精简效能原则。

就学校层面来讲,联大图书馆接受双重领导,行政上受教务处领导,业务上受“图书设计委员会”领导。就图书馆而言,一是机构设置:图书馆设有两分馆:工学院分馆和师范学院分馆,七股:总务股、采访股、编目股(中文编目股和西文编目股合并)、阅览股、期刊股、讲义股和胶片股,一室:中山室。二是人员情况,以1943年为例,图书馆共有23名职员,其中主任1名,事务员6名,助理事务员3名,书记员和练习生12名。关于图书设计委员会,这里主要强调三点:一是图书设计委员会的组成,都是深孚众望的教授,这些教授基本上又是各院系的领导人,他们因是院系领导,加上学有专长,对于学校图书馆应当添置些什么书籍比较清楚,对于哪些书籍代表着当时学术界的先进水平较为熟悉,因此,在这些行家里手指导下所购买的书籍都能够发挥最大效益。二是图书设计委员会的运作,图书设计委员会从召集人到委员,都不是固定的,在常委会的领导下,缺一个补一个,以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以1938年的图书设计委员会为例,召集人陈岱孙是法商学院经济系和商学系主任,委员有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外国语文学系和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叶公超,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物理学系主任饶毓泰,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经济系教授赵遁抟,工学院院长施嘉炀。三是图书设计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对图书馆的工作进行咨询、指导、监督;对经费的使用及购买什么书提出意见。总之,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避免了文科教授当图书馆长就多购文科书籍、理科教授当图书馆长就多购理科书籍的弊端,保证了有限的经费购买必要书籍的最大效益化。

2,2在硬件设施上,图书馆在设施简陋、经费紧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搜集图书资料。

主要从以下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在馆舍建设上,学校倾其全力。1938年4月,临时大学全部迁至昆明,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也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由于学校没有固定和集中的校舍,图书馆也处于经常变动搬迁的“游击”状态。直到1938年夏,图书馆才有了固定的专用馆舍,它位于新校舍北区的中央,是一座丁字型的瓦顶平房。从外观来看,是整个学校建筑中最“阔气”的建筑,但其内部设施却极其简陋,以肥皂箱、汽油桶为书架。然而,图书馆总算规模初具,基本定型,时任图书馆主任的严文郁形容为“虽属简朴,而宏敞可喜”。第二,在藏书建设上,图书馆想方设法搜集图书资料。图书馆成立后,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主要从以下渠道进行藏书建设,以保证教学和科研之急需。首先是加强馆际合作。联大图书馆成立后,由于藏书缺乏,起初仍与北平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保持合作关系,调借了大量北平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的图书,同时还向云南大学借用了部分图书。其次是向国外“函请慨赠”。在国外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资料逐渐得到充实。据史料载,斯坦福大学霍尔教授向联大捐赠了文学图书245册,康奈尔大学沃克教授赠送《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报》45册,牛津大学向西南联大赠书1545册。最后是靠学校划拨的经费购置图书,主要是购买最急需的代表最新科技水平的书籍。在时局维艰的情况下,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少得可怜。从1938—1939年拨付数额上看,联大图书馆的购书费仅及原北大图书馆的三分之一,而且由于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所购书刊非常有限。直到1941年,教育部才拨给西南联大美金三万八千元作为设备费,其中图书费约占二万一千四百元,加之世界学生救济会捐赠给图书馆购书的七、八千元法币。然而,由于上海、武汉失陷后,滇越铁路中断,内地购书变得十分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缅道路不通,国外购书渠道也告中

断。不得已,图书馆只能在昆明各旧书肆中寻觅选购教学用书。

2,3在服务理念上,图书馆是竭尽全力为教学科研服务。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教师因从京津沦陷区逃出,不可能携带较多书籍,又因薪津要养家活口,也不能较多地添置书籍;学生大多数来自沦陷区和战区,断绝了经济来源,也无钱购书,因此,他们主要依靠图书馆。为了提高有限图书的应用效率,图书馆采取了以下措施为师生服务。第一,实行馆内阅读为主的方针。教职员因教学参考借书要经图书馆批准,学生则限于室内阅览,同时还及时制定和修改相关的借阅规则,以规范教员、职员和学生的借阅行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图书的周转率。此外,西南联大还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商议了借书办法,使联大老师偌书待遇与史语所同仁待遇相同。因史语所远在北郊龙泉镇的落索坡,为方便教师远道借阅,史语所还提供食宿方便;还书时,教师可以把书籍放在云南大学附近的青云街靛花巷,由史语所的信差取回。第二,专门印制了《阅览指南》。该指南详细介绍图书馆平面图、开放时间、普通书籍借阅手续、期刊日报借阅手续、四年级学生借阅论文参考书办法等,指定参考书管理规则、教职员借书办法、本校图书馆入库办法、目录使用法等内容。在目录使用法方面,较之其他内容,更充分地体现为学生成才服务的特点。其中谈到,图书馆的每本书都有书名卡片一张、著者卡片一张、标题卡片(西文)若干张,分类卡片(中文)一张,参照卡片若干张。丛书或合刊之书,有分析卡片若干张,卡片中关于著者姓名、书名、出版地、出版年月、版次、卷次、卷册、图表等一一详列,“务使阅者可由此得到全书之概念”。第三、延长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图书馆从上午7时30分至晚上9时30分连续开放14小时;无论星期天或寒暑假期,都照常开放;学生们的业余时间,很大部分是在图书馆度过的。第四,实行“预约券”办法。为解决教学用书供不应求的矛盾,图书馆采取发行“预约券”的办法,实行短时间循环阅读,每人只读一至二小时,便要送交下一个预约人。第五,有较强应急管理能力。联大图书馆作为一所颇具规模的战时大学图书馆,为避免日机的轰炸,图书馆曾呈文教务处并转常委会,要求赶制规格为宽58公分、高58公分、长78公分的木箱200只,以备万一时装箱之用。图书馆为保管好图书,除必要的参考书外,大部分图书都不得不存放在乡间。当时,昆明几乎天天都在放警报,空袭警报一响,图书馆就要携带贵重图书和同学们一起到山沟里隐蔽,警报解除l小时后图书馆立即开放,学生们继续攻读。1941年8月14日中午,日寇出动轰炸机27架,以西南联大图书馆为目标轰炸,投弹数十枚,致使书库北部中弹倒塌,阅览室的屋顶和门窗震坏,并引起火灾。图书被毁二三百册,阅览室的杂志和报纸却因水淹土压而全部报废,馆中设备也大部损失。经奋力抢救,轰炸后仅一个月图书馆便修复开放。除此而外,图书馆从未停顿过。

2,4在国家观念上,图书馆成为民主、爱国的堡垒。

联大图书馆,是知识的圣殿,也是烈士的灵堂。在“一二·一”惨案和“李、闻”惨案期间,图书馆先是“四烈士”的灵堂,之后又是闻一多先生的灵堂。据一份材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2月5日到12月11日,各界到这里公祭的共205个单位,个人祭奠的有54700Jk;收到祭文、祭诗60篇,花圈250个,挽联691幅。其中,灵堂入口处的一幅对联颇为引人注目:“一条血路要走向民主;四口棺材为反对内战。”还有两首写图书馆的诗也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形,一首诗写道:千万人/读着/抄着/谈论着/眼中有泪/心中有火/脑子里有了决定;另一首写道:图书馆作了灵堂,灵堂变成了图书馆。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在灵堂里受到深刻的教育——民主的教育,向黑暗势力坚决斗争的教育。当图书馆成为了烈士的灵堂之后,书库相应地成为了罢课委员会宣传股的“印刷厂”。昆明各学校从1945年11月26日开始罢课,到12月27日宣布停灵复课,历时一个月,其间共印发宣传品110余万份。值得一提的是,有人用手摇油印机一夜创纪录地印出一万多份传单,有人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力量?那人回答道:“因为死者就躺在我的面前。”这就是爱国的力量,民主的力量,也是图书馆的人文力量。

3 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文精神的启示

西南联大图书馆为时八年历程,在时局维艰、资料匮乏、馆舍简陋中坚守和弘扬图书馆之真精神,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它没有恢宏的图书馆理论,也没有现代化的硬件设施,甚至连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没有。然而,它却有民主、自由和爱国的空气,有图书馆人用心服务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行动,有对人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敬重。

在数字化图书馆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的图书馆人文精神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考量西南联大图书馆人文精神的意蕴,无疑是要我们续写、重建和高扬图书馆人文精神。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的图书馆必须大力提高开放和资源共享意识,使图书馆朝着“开放、平等、免费”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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