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笑话看笑话的文体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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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笑话看笑话的文体和功能

2021-01-14 00:14:26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笑话在文体上即文学样式上属于小说,因为它和小说“血缘”关系最近。笑话具有的娱乐功能是其首要功能。笑话虽小,但它含有极强的语言表达技巧和人类的高超智慧,通过笑话这一问题,可以对文学乃至文化现象有深入认识。

关键词:笑话 文体 功能

笑话是文学吗?这个今天看起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曾一度使人困惑。在持文学非纯雅不可的这种观念的人看来,回答恐怕是否定的。中国古代笑话集《笑府》《笑林广记》就长期被斥为“秽书”,视其为难登文学的大雅殿堂的丛残之作。但在持“一切用文字发表的东西” 皆可视为文学这种观念的人看来,笑话无疑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样式,本文同意这种意见。

于光远曾说“我有一个问题,笑话能不能称为文学作品?我的看法,笑话也可以属于文学作品,这就是说,原则上是可以的。至于某一个笑话究竟够不够文学作品,那就要看这则笑话的水平了。大多数笑话,包括口头的和写成文字的,既粗糙粗俗,又缺乏思想性,这样的东西,同文学作品是不搭界的。反之也有某些笑话,不仅逗乐,而且耐人寻味,甚至意味深长。这样的笑话,我认为可以承认是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小品种。”[1]于先生明确地肯定笑话为文学作品,这非常具有理论勇气,但他对笑话作了区别对待:“粗糙粗俗,又缺乏思想性”的笑话被挡在了文学殿堂的门外,从对通俗文学严格要求的角度上,区别对待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雅化要求’的不断提升,‘俗’的品格就会落至‘庸俗’的线下(如南朝一些宫体诗,晚唐一些打油诗。”[2](P168)但是从古至今,粗俗的笑话在笑话的艺苑里一直存在,所谓的荤段子就归于此类,这些笑话虽然粗糙粗俗,但讽刺性却极强。如同属此类的《笑府》“闺风部”,收集了笑话五十四首,几乎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例。大量此类笑话的存在至少说明,性是受人关注的一大主题,性行为作为人的本能与那个时代性压抑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造成了笑话的内在喜剧冲突。对此,那些智者利用笑话的形式,极尽其能地讽刺在高度性压抑下的人们抑制本能的窘态丑相,因而令人掀髯掩口。就凭这极强的讽刺性及讽刺的文字技巧,这类粗俗笑话也可视为文学的一种样式。我们虽然不应鼓励这类笑话尤其是“恶谑”的流传,但是,应有把它纳入文学研究视域的勇气。“对于笑话中性爱描写的研究在90年代有一定的深入”[3],这类笑话的研究还有巨大的空间。

其实,笑话一直受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只不过传达出来的声音较其它文学样式的研究声音为弱,所以看起来就是“时至目前,大陆对于笑话这一通俗文学遗产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对于笑话的评点,更是乏人问津”,“笑话不会改变自己丛残小语的性质地位,所以,附属物评点也只好在灵光乍现之后又回到默默无闻的暗流。而不能像小说评点戏曲评点那样顺理成章地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的、艺术的理论体系。”[4]虽然笑话研究被纳入视域,但还有些白眼相待,这种偏见是研究者不屑也好,无暇顾及也罢,实际都造成了笑话研究的贫弱局面。究其主要原因,很多研究者把各种层次的笑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笼罩对待,态度非此即彼,这些都导致了笑话这一文体的不入流。

钟敬文(1903-2002年)先生说,“笑话是人民创作的一种,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它往往成为一种有用的精神武器。在晚清时期,寓言和笑话,都相当盛行,这是当时社会斗争所要求的结果。那位很著名的小说家吴研人,就同时是笑话和寓言的作者。可惜他这方面的成绩,一直到今天还很少被人注意。他的小说家的名誉掩盖了这些。”[5]同是一个人的作品,由于对所谓主要文体的过度关注,遮蔽了对其他一些文学样式的深入研究,这种现象,在学术领域广泛存在。

笑话既然可以肯定为文学的一种样式,那么笑话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呢还是从属于某一种文学样式呢?对这个问题,从以往的研究资料可以看出,学界意见不那么一致和确定。

“笑话在先秦早已有之,曾引起先秦诸子和历史家的注意,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进行专门研究,则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鲁迅对古代笑话,从小说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肯定其“为诽谐文学之一体”,而特重视其“嘲讽世情”之讽世作用。[5]鲁迅先生把笑话纳入小说研究的视野,笑话的文体归属在这里是明确的,但是,他对笑话归属于小说的论证并未展开。

郑振铎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机会,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以极宽容的理论视野, 容纳了多种被偏见撇出的文学样式,本可以解决笑话的许多学术问题,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笑话、谚语、寓言、谜语等等归于哪一类。而这些,显然也是不可遗漏的。”[6]这种没能做细的遗憾,凡大椎辂轮之作都不可避免,真正值得遗憾的是,笑话的文体归属直至今天也没能明确和加以论证。

王利器(1912-1998年)先生说:“‘话’就是故事,笑话就是以嘲笑为题材的故事,我国古代笑话(以下简称笑话),是几千年来一直活跃在人民口头上的一种文学形式。”[7]笑话流行和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口头、民间,这种传播途径甚至影响了笑话的多变异的存在形式。具体说,这种变异表现在,一个笑话,在不同人的嘴里或在不同时间,经常被改头换面而其本质内容保持不变。如《笑府》和《笑林广记》都有一个名为“酸臭”的笑话:

小虎谓老虎曰:“今日出山,搏得一人,食之滋味甚异,上半截酸,下半截臭,究竞不知是何等人。”老虎曰:“此必是秀才纳监者。”(《笑林广记》卷一)

小虎谓老虎曰:“今日吃一个人,滋味甚异,上半酸,下半臭,是何人也?”老虎曰:“此必秀才纳粟者。”(《笑府》卷一古艳部)

内容都是讽刺捐得一个秀才之名而无实学的读书人,而且形式都是借用老虎吃人的话头,即“包袱”很相似,但文字技巧和具体文字的落实不一样。这不是传抄讹误造成的,而是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固有的文本不固定、多变异的表现。认为笑话是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这不错,但笑话的文体问题并未得到回答。

此外,“笑话就是以嘲笑为题材的故事” 的概念至少无法包含反映智慧火花的笑话。这类笑话由于思维在一个小巧的语言片段里出现快速转折,所以让人展颜。它往往不具讽刺和嘲笑的特点。

“绘画中有漫画,曲艺中有相声,戏剧中有令人前仰后合的喜剧,散文中有使人忍俊不禁的讽刺小品……在以‘笑’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的文艺家族中,笑话无疑是一位风趣泼辣的老大哥。在他的率领下,幽默讽刺文学‘人丁’繁衍,生生不已,开拓了一个‘笑’的世界。”[8]把笑话归入“幽默讽刺文学”,抓住了笑话的本质。但幽默讽刺文学,不是文体,小说、戏剧、小品文都有那么一些属于“幽默讽刺文学”。幽默这个词是外来的,它约等于笑话,些微的区别是,可以说幽默画、幽默剧、黑色幽默,把幽默置言为笑话则似不妥。笑话的涵盖要大得多,一切引人发笑的文学故事,短则几字,多则百字,都可说是笑话。

我们看到,分类标准不一致造成笑话的归属不同,这虽不属学术意见上的对立,但造成了笑话文体归属的不确定和模糊。有的学者,在研究笑话的时候,并未明言其文体归属,但可以从侧面看出其意见。“笑话有很大的审美价值,它可以使人得到很好的美感享受,使人憎恶丑,热爱美;还可以给其它艺术形式(如小说、戏剧、曲艺等)的创作提供生动的素材。笑话同作为戏剧的喜剧有共同的美学特征,它们都具有喜剧与滑稽的特性,属于同一个美学范畴。”[9]于此可见,把笑话和小说、戏剧、曲艺明确分开的意见。

总体看来,笑话的研究处于一个稚嫩阶段。就连笑话的基本含义、文体归属都不十分清楚准确。笑话虽小,但关系颇大。仅就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而言,如笑话的结集与传播,文人创作笑话与民间流行笑话的关系等问题,就反映了雅文化与俗文化的沟通过程。深入研究笑话的文化内涵,是有可能的也是有价值的。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笑话与小说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从子部小说家到古代文言小说,虽有不同,但沿用的线索清晰可见。

最早称笑言一类的东西实际就是笑话,表现为街谈巷语,即“闲谈”这一小说的本质。吴研人(1866-1910年)的《新笑林广记》序说“迩日学者,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竞言小说。窃谓文字一路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吾国笑话小说,亦颇不鲜;然类皆陈陈相因,无甚新意识、新趣味。内中尤以《笑林广记》为妇孺皆知之本,惜其内容鄙俚不文,皆下流社会之恶谑,非独无益于阅者,且适足为导淫之渐。思有以改良之,作《新笑林广记》。” 钟敬文先生曾对此作过分析,他说“在这段话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他肯定了谐语的感染人心的作用,其次,是批评了《笑林广记》一类小市民笑话的毒害性。这两点都是正确的。他所作的笑话、讽刺寓言虽不够理想,但一般地说,都是滑稽而不下流。特别他写的那些讽刺性的寓言式的笑话,是很可以使人看见那时代的黑暗的一面,也看出他嫉厌当时社会腐败的正直心情。”[5]除了这两点以外,从文学文体上来看,吴研人明确地把笑话归入小说,这也是一种贡献。尤其是他作为小说创作家所作的归属,就更具意义。“笑话小说”这种提法既符合小说的含义,又与笑话的发展情况相吻合,可以沿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笑话的来源就是街谈巷议。笑话的来源不只这个,但它和小说在此具有亲缘关系。确定笑话的具体归属,是否具有意义呢?对于爱听笑话爱讲笑话的人来说,意义似乎不大,对他们来说,最具意义的是,笑话是否引人发笑。笑话,就像一个爱笑姑娘,无论嫁给谁家,都不失其爱笑的性格。对于研究者来说,确定笑话的文体归属,其首要意义在于,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了态度。就像一个姑娘,无论她打算终生不嫁,还是打算嫁入豪门抑或寒门,当她长大了,就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笑话和小说,非但有亲缘关系,而且有很多相似点。

笑话小说,其本身的多重功能使其魅力非凡。明·赵南星《笑赞》题记中说笑话“时或忆及,为之解颐,此孤居无闷之一助也”。排遣愁绪、娱乐心情是笑话的第一功能,它调节了人生滞重的步伐。程世爵《笑林广记》序:“世有同我以讥刺劝讽有关名教者,非余之知音也;世有谓我以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者,则余之知己也。”正是因为笑话有娱乐心情这一点,所以人们“正言闻之欲睡,笑话听之恐后。”(清·石成金《笑得好》序)冯梦龙《古今笑》自叙“人但知天下事不认真做不得,而不知人心风俗好以太认真而至于大坏。则又安见夫认真之必是,而取笑之必非乎?非谓认真不如取笑也,古今来原无真可认也。无真可认,吾但有笑而已矣。无真可认而强欲认真,吾益有笑而已矣。野菌有异种,曰‘笑矣乎’,误食者辄笑不止,人以为毒。吾愿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大家笑过日子,岂不太平无事亿万世?于是乎集《古今笑》三十六卷。”冯梦龙认为“古今来原无真可认”,有失极端,但他这样说,很可能是受所处时代影响,冯梦龙面对明末的黑暗统治,怀疑人生应有为于世的信念,所以作灰心语。但他认为事情“太认真而至于大坏”,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辑《笑笑录》六卷的清代独逸窝退士说自己“平生善愁,居恒郁郁不快,亦赖陶写胸襟。故壮岁以来,独于此未之或废。间取其可资嗢噱而雅驯不俗者,笔之于册,以自怡悦。”“陶写胸襟”是笑话的另一功能,用今天的话,相当于说陶冶性情、开朗心智。韵社第五人在题《古今笑》中说他自己曾问冯梦龙:“笑能疗腐耶?”冯梦龙回答说“固也。夫雷霆不能夺我之笑声,鬼神不能定我之笑局,混淹不能息我之笑机。眼孔小者,吾将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将笑之使达。方且破烦蠲忿,夷难解惑,岂特疗腐而已哉!”能“破烦蠲忿,夷难解惑”的笑话,正是使人开通开朗的良药。正因为这样,“韵社诸兄弟抑郁无聊,不堪复读《离骚》,计唯一笑足以自娱,于是争以笑尚”,“诸兄弟辄放声狂笑。粲风起而郁云开,夕鸟惊而寒鳞跃,山花为之遍放,林叶为之根落。日夕相聚,抚掌掀髯,不复知有南面王乐矣。”对笑话感染力的阐释,无出其右者。

《笑得好》二集有诗:“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虽然游戏三昧,可称度世金针。”笑话,可称度世金针,此谓其第三功能,即化人功能。前所言程世爵不愿承认笑话有这一功能,他认为“世有同我以讥刺劝讽有关名教者,非余之知音也”,但笑话的这一功能不因不愿意承认而没有。这从我们担心荤段子在孩子们中间流行,就可见笑话这种形式对人心道德的影响力,坏的笑话给人以坏的影响,好的笑话当然就会给人以好的影响。我们说笑话具有化人功能,正是从它对人的成为所具有影响力这个角度上说的。

笑话具有的多重功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文学手段实现的呢?简单说,笑话是通过情节、形象等手段来实现的,这和小说极其相似,和其它文体极其不同。这方面有待进一步论证。

注释:

[1]于光远.笑话能否成为文学作品[J].文学自由谈.2003.03.

[2]林继中.文学史新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0.

[3]段宝林.二十世纪的笑话研究.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0.

[4]吴少平.明代笑话评点初探[J].明清小说研究.2005.04.

[5]钟敬文.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A].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

[6]陈福康.中国俗文学史导读[Z].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5.

[7]王利器 王贞珉.中国古代笑话选注序[Z].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06.

[8]阎恒宝.笑话这枝花·前言[Z].历代笑话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05.

[9]段宝林.试论民间笑话的美学价值和结构方式[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04.

(王敬敏,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哈尔滨师范大学呼兰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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