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小书局“编辑掌门人”的选题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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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小书局“编辑掌门人”的选题策划

2021-01-14 00:14:13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民国时期众多中小书局为繁荣学术文化、服务教育、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构建良好出版生态、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一些优秀出版机构的编辑领军人专业人做专业事,在图书选题策划、出版品牌打造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选取巴金、赵景深、钱君匋、丁福保四位编辑家,评述其选题策划的理念和实践、成就和影响以及其间蕴涵的经验和规律。

关键词:民国出版;中小书局;选题策划

虽说书刊编辑出版活动中的“选题策划”之说是近二十多年才热起来的,但远在我国晚清民国时期,选题策划就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了。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既有大书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离不开众多中小书局的众星捧月、各呈异彩。这些中小书局在繁荣文化事业、满足市场需求、形成良好生态、打造图书精品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选取那个时代有特点、有个性和有代表性的四个中小书局的编辑掌门人,即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北新书局的赵景深、万叶书店的钱君匋、医学书局的丁福保,来梳理他们选题策划的理念和实践、成就和影响以及其间蕴涵的经验和规律。

一、巴金:在新文学的园地里耕耘

1935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创立。不久,巴金(1904~2005)应邀从日本回国任总编辑,结果就不计报酬地一直任职到1949年,主持编务长达14年之久,出版20多套各种丛书,图书品种数百种。巴金与经理吴朗西密切配合,其主导编辑业务的文生社几乎不单独推出某一本图书,而是将所有出版物全部纳入一套套丛书、丛刊中,这体现了他强烈的编辑主体意识和选题策划创意。在众多丛书、丛刊、选集之中,最能反映巴金编辑思想和策划能力与成就的,当属该社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文学丛刊》。巴金的组稿与策划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①:

一是以文学出版为重心。文生社初创时的《文化生活丛刊》是综合性的,后来该社也还刊行过少数非文学类丛书、选集,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少儿读物,等等,但出版社主打产品是新文学作品,是一套又一套文学丛书,其中既有原创的,又有翻译引进的。以文学出版为重点、为中心,在巴金的选题策划中显得十分突出。一套《文学丛刊》前后跨度14年(从1935年到1949年),共出版10集160册作品,其内容之丰、销量之大、影响之广,不仅成为文生社的扛鼎之作、拳头产品,也堪称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文学丛书。《文化生活丛刊》虽然选题涉及面略宽,但主体是翻译的外国文艺作品,它和《译文丛书》一起也是前后刊行了14年,清晰地呈现出巴金在外国文学译介上的理想和追求、实绩和贡献。两套书加起来收入外国文学作品98部。可见,文生社是名副其实的文艺出版社,定位明确,特点鲜明,走的是专业化路子。

二是以艺术质量为标准。巴金既有自己的编辑思想和编辑经验,又有敏锐的艺术感觉、丰富的创作经验,这使得他的组稿和策划讲求艺术的审美性原则和文学的独立性标准。巴金组织了众多名作家的稿子,引进翻译的作品尤其是俄苏文学作品大多是名家名作。同时,注重扶持、奖掖文坛新人,这是文生社的一惯作法和风格。巴金对新人新作往往是慧眼识珠,在出版文丛、推出作品的同时注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1936年《大公报》设立文艺奖金,由杨振声、朱自清、叶圣陶、凌淑华、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林徽因、巴金等名流组成评委会,评选出戏剧、小说、散文三个类别各一部作品得奖,结果是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和何其芳的《画梦录》分获三大奖项。而这几部作品皆是三个年轻作家的处女作,又都是由文生社的《文学丛刊》首先推向市场的。

三是以兼容并蓄为目标。有研究者认为,包容百家,博大恢宏,沟通南北文学交流,是文生社编辑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其实也正是巴金选题策划孜孜以求的目标。《文学丛刊》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巴金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方面的积极努力。巴金不党不派,仁厚正直,包容性强。香港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曾经指出,《文学丛刊》能够破除门户之见,选辑的作品包括各派的作家。丛刊作家阵容强大,队伍整齐,共计86位作家,分属于京、沪两地的文学主力几乎“一网打尽”,同时扶持了一批与文生社交往密切的文坛新人如丽尼、陆蠡、鲁彦等,以及20世纪40年代成长起来的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如穆旦、郑敏、陈敬容等。该丛刊对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留下了新文学创作丰富而宝贵的原始资料,对现代文学的繁荣、文学出版的推进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重出版的系统性也是巴金选题策划与运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其实丛书形式本身就是系统性、计划性、主体性的体现。一个作家、一个社团、一个流派,尽可能整体性地、完整地呈现其创作风貌。例如《文学丛刊》,不仅推出了一些青年作家的首部作品,此后他们创作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也跟进推出。曹禺的剧作,陆蠡、何其芳、李广田的散文集子等,都悉数纳入丛刊之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巴金也不是零敲碎打,东鳞西爪,而是整体规划、系统翻译、连续出版。比如对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译介,《译文丛书》中就有6本《屠格涅夫选集》、6本《屠格涅夫戏剧集》,《文化生活丛刊》中还有些屠格涅夫的作品,这样就较为全面完整地展现了一位杰出作家的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文生社作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出版机构,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史上留下深深的印痕,正是得益于这样有规划、有系统、成规模刊行的一部部作品,一套套丛书。

文生社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后期又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辉煌业绩,实属不易。曹禺的《雷雨》1936年初版,到1943年再版达19次;鲁迅的《故事新编》1936年初版,到1947年再版15次。有些译著也销售看好,果戈里的《死魂灵》1935年初版,到1949年再版至14次。市场的认可、读者的欢迎,印证了巴金等编辑家选题策划之思路正确、方法科学和操作有力。

二、赵景深:在少儿读物的田野上播种

不像鲁迅、巴金、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编辑家、出版家身份已广为人知,赵景深(1902~1985)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似乎还不多;即便知其名者,往往也把他定位为作家和教授。其实,赵景深还应有一个身份就是编辑家,他在读书其间就开始涉足刊物编辑,后来又先后担任开明书店、北新书局两个著名出版机构的总编辑。特别是长期任职于北新书局,直到1951年,前后担任总编辑达20年之久。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和自己的妹夫、总编辑赵景深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共同促使北新从新文艺专业书店向综合性书店转向,在新的领域获得了新的收获。②

被鲁迅戏称为“北新驸马”的赵景深把自己的创作特长、研究专长带入到书局的选题策划之中,且往往集策划、编辑、作者于一身。1932年,他与李小峰合计翻译一套格林童话全集,结果共出了14册(其中13册为赵所译)。1934年,赵景深又编了一套儿童图画故事,共出了60册。每一册小薄本,几分钱的定价,彩色封面,很受孩子们喜爱。另一套儿童读物共出版30余种,包括《优美的作文》《爱国的故事》等,“据当时北新书局任编辑的钱小柏先生同笔者说:这套书的选题由赵先生筹划、确定,编辑们分头去编写,可拿一笔稿费。”③此外,赵景深还策划了少年读物“小朋友丛书”(100册)、“常识丛书”(100册)等。这一方面继承了北新书局出版文艺书的传统,同时又在文网渐密、查禁日严的环境下尽量规避经营风险,以确保书局稳定的经济收益。

学步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在赵景深主导下也涉足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出版业务。但他们主要限定在“国语”这个单科,这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儿童文学选题的拓展和延伸。北新书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编印的国语教科书及辅助读物包括:《高小国语读本》《北新国语教本教授书》《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它们基本都是赵景深主编的。这些国语教科书及辅助读物很有自己的特点,成为北新的畅销产品和利润新增长点。特别是1930年编辑刊印的6册《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在编写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文选型教材编辑方法,以系统的文法、作文法和修辞知识为纲,将文选和语言基础知识有机地“混合”起来,深受学校欢迎,还被后来同类教材所模仿。开明书店的活页文选曾大获成功,赵景深就采取跟进战略,组织编写刊刻供中小学生用的《北新活页文选》,到1939年文选达到3000篇,广受师生欢迎。

书局总编辑和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身份在赵景深那里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他说自己受了郑振铎的影响而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据其自传④,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个人著作主要有:《宋元戏文本事》(北新书局,1934)、《读曲随笔》(北新书局,1936)、《小说闲话》(北新书局,1937)、《小说戏曲新考》(世界书局,1939)、《中国小说论集》(永祥印书馆,1946)、《小说论丛》(日新出版社,1947)。精通学术同时又了解市场的赵景深,将自己的学术优势和资源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与转化,那就是在选题结构中把民间文学作为一个重要板块。因为有赵景深这样的民间文学研究专家担任总编辑,北新书局更加坚定地推进了1926年就开始出版的颇具特色的民间故事传说集。这套民间故事传说丛书一共出版了39种,编入的故事近千篇,是民间文学整理方面的一个有重要贡献的工程。由于适合儿童阅读心理,丛书受到小朋友和家长们的欢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那个时代的少年儿童特别是城市的孩子很多都读过这些故事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赵景深还先后主编了三种报刊的“俗文学”周刊。

三、钱君匋:在音乐王国里唱响主旋律

钱君匋(1906~1998)作为书籍装帧设计家、书法家、篆刻家颇有盛名,但作为编辑出版家似乎并不广为人知。

钱君匋1925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27年至1934年在开明书店担任音乐、美术编辑,并负责出版物装帧设计工作;同时在同济、复旦两校兼任美术、音乐教师;1934年起兼任神州国光社美术编辑;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到长沙与张天翼等编辑《救亡日报》;次年春至广州与巴金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发行《文丛》月刊和《烽火》半月刊;1938年创办万叶书店,出版多种进步书刊。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以万叶书店为主,钱君匋在上海组建新音乐出版社,任总编辑。1954年,该社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出版部合营,迁入北京,成立音乐出版社,钱君匋任副总编辑。1956年上海音乐出版社成立,他被借调回沪任副总编辑,从1958年起一直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

在钱君匋漫长、丰富的出版生涯中,最值得研究的是他亲自与人合作创办并主持工作11年的万叶书店。而钱君匋的选题策划起步于开明时期。在开明书店,他推出的第一本音乐书就是丰子恺的《音乐入门》。这本音乐启蒙书,内容深入浅出,表达简洁明快,出版后被许多学校选为教本。在他主导下,开明的音乐书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板块,先后出版的音乐书籍、教材、歌集等达好几十种,其中有丰子恺的《音乐知识十八讲》、缪天瑞的《世界儿歌集》、吴梦非的《和声学大纲》、黄涵秋的《口琴吹奏法》,等等。钱君匋还独自或与人合作创作、编选了不少音乐方面的书籍。如和沈秉廉合编《名利网》《广寒宫》等儿童歌剧;和邱望湘合编《开明B标音乐教材》。通过这些实践,他为以后创办万叶书店、打造音乐图书品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抗战时期创办于“孤岛”上海租界的万叶书店,是钱君匋和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澄衷中学教师陈恭则等六人每人集资100元合办的。六个人中只有钱君匋懂得编辑出版,他便责无旁贷地将经理和总编辑的担子一肩挑了起来。万叶书店的图书选题始于音乐,也成于音乐,终于音乐。钱君匋在万叶书店做的第一个选题就是《小学生活页歌曲选》,这在编辑出版形式上模仿开明书局,但内容上全新,因此一炮打响,几千册半个月内即告售罄,后来又不断编选新的活页歌曲,推陈出新,皆广受欢迎,为书店赚取了“第一桶金”。因为有开明时期教育出版的经验,书店其他几位同人又都同时在中学任职,了解教育出版物市场,钱君匋便把编辑出版重心放到学校辅助用书上。他策划编写了《国语副课本》《常识副课本》《小学生画帖》《中小学音乐教学法》等。这批课外读物用巧妙的方式蕴涵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大大丰富了中小学生的课余生活。

在具备了初步经济实力后,万叶书店涉足并拓展文学出版,且有不俗的表现。他积极支持进步学生,着手创办抗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本人(化名宇文节)和蒋锡金共同主编,刊发了一批优秀的进步文艺作品,也成为联络上海与外地文艺界的重要桥梁。从1939年起,钱君匋又策划了一套《文艺新潮小丛书》。这套丛书先后推出了巴金的《旅途随笔》、丰子恺的《率真集》、凤子的《八年》、臧克家的《宝贝儿》、靳以的《希望》;另有茅盾译、卡泰耶夫著《团的儿子》,楼适夷译、高尔基著《老板》,瞿秋白译、普希金著《茨冈》等读物。这一套著译结合的新文艺丛书由钱君匋亲自担任美术设计,装帧典雅大方,清新雅致,博得读者好评,一再重版,在“孤岛”的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万叶书店在教师学生用书、文学书刊以及音乐美术书籍出版方面多管齐下,都有上好的产品,不俗的市场表现。但钱君匋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真正形成自己的出版风格和编辑特色,打造自己的出版品牌。经过仔细分析,他觉得还是“音乐”是最适合万叶书店的“蓝海”。于是,在抗战胜利后,书店进一步凝练出版方向,在音乐出版产品线上发力。钱君匋把一部分儿童和美术读物转让给童联书店,把一部分文学读物转让给联营书店,坚定地让万叶书店唱响音乐图书的“主旋律”。

在钱君匋的组织、领导和亲自策划下,一大批音乐方面的书籍纷纷面世,有理论专著,也有教材,有歌曲集子,也有中外乐谱,林林总总,多达20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李凌的《音乐技术学习丛刊》、孟文涛著译的《民间音乐研究》、缪天瑞的《曲式学》,等等。这些音乐图书总类齐全,体裁广泛,品种丰富,形式多样,中外结合,雅俗融合,形成了民国后期音乐出版的中心。这一选题方向到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继续延伸,有所发展。为了保证万叶书店乐谱的编印发行,钱君匋还下气力培养了一批专业的抄谱人员,创始了用图章制五线谱的方法。钱君匋在中国音乐出版领域的“教父”地位,逐步奠定。

四、丁福保:在医学出版的荒原上开拓

丁福保(1874~1952)是现代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一定地位的编辑家、出版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曾说:“丁福保先后所辑书,分四大部分,一医学丛书,二文学丛书,三进德丛书,四佛学丛书,凡二十年,竣事。”20世纪3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良友》杂志曾将丁福保列为成功人士进行介绍:“初致力于文学,继由数理科学而入医,晚近潜心佛法。生平学者精神,数十年如一日,且于诊务之余,从事著述,已刊关于医学者八十九种,国学十七种,佛学廿九种,共计一百三十五种,只举其量,已足惊人,况所撰皆经验研究之心得乎!”⑤当代学人认为他出版事业的成就一是医学书籍刊行,二是古籍的整理出版,三是工具书的编纂印行。可见,作为编辑出版家的丁福保贡献是多方面的。笔者重点关注的是丁福保在医学出版事业方面的开创和突破,他的出版事业也是从医学起步的。

据《丁福保先生年表》(顾一群辑)说,他编纂译著的医学书总计是75种。而据吴永贵《民国出版史》所说,丁福保创办医学书局,“先后出版书籍300余种,以及自编自译的《丁氏医学丛书》(自撰医书83种,翻译日文医书68种)。”⑥王建辉《沪上名士丁福保》一文则说他的医学书籍“共计出版85种,内中有68种系由丁氏一人翻译编辑,相当多的品种由日文译出”。⑦尽管有关丁福保医学出版书目总数的说法不一,但仍不难看出他在医学出版方面的探索与贡献。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介绍“医学书局”时称:“他(丁福保)对医学、文学、佛学、货币学等都有研究,主要出版医学书籍。”“1910年创刊《中西医药报》月刊,至1930年停刊。1935年出版万钧编的《中外药名对照表》。”⑧

丁福保1902年就与人合办文明书局,医学图书编纂刊刻当时已经开展。在医学书局尚未正式挂牌前也自己刊印医书(约在1908年)。后来成立的医学书局正式接续了此项出版工程。在20世纪初,丁福保为什么要策划编译和出版这样一套医学书籍?一个原因可能是丁氏少时体弱多病,对于医学一向比较留心,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在编辑缘起中所交代的,刊行医学书籍特别是引进现代东西医学知识是时代的呼唤:近世世界各国医学之发达如万马之腾骧,如百川之荟萃,骎骎乎随大西洋之潮流,渡黄海岸,注入亚东大陆,俾不才肆其雄心,穷其目力,运长广之舌,大陈设而吸饮焉,岂非愉快事哉!丁福保本身学识广博,中西兼容,精通医学,悬壶济世,当时已是沪上名医,加之又得到亲赴日本考察医学的机会,这就使得丛书所选皆有眼光,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日式西医学的知识体系,也代表了当时西方医学的水准和最新成就,可以说是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集大成者,也有人称其为“日本医学输入中国之始”,这从《古方通今》(1909年)、《公民医学必读》(1909年)、《药物学纲要》(1914年)等十余种丁氏医学丛书中亦可见一斑。这些医学书籍既有适合专家和医卫人士使用的专业图书,也不乏满足广大群众需要的医学普及读物。丛书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多项奖励,说明它当时即已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特别是从日文翻译的西医学著作68种,系统、全面地促进了国内医学事业的进步以及医学出版水平的提升。

在获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丁氏医学丛书也有不俗的市场业绩。尤其是一些普及性医学书籍适应时代发展、社会公众的迫切需要,不少品种都是一版再版,常销不衰。如《蒙学卫生教科书》发行量达到10万部以上,《卫生学问答》增订再版至第16版,《医学指南》也印行了不少于5次,而《内科全书》到1934年仍有第5版在发行。这些普及性医学读物中,《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皆非常著名,是当时的畅销书籍。

五、民国中小书局选题策划的共性与启示

从以上四位编辑家图书选题运作情况来看,虽然每个人的特性不同,专攻的领域有异,取得的成绩不尽一样,但其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具体说来不外乎几点:

其一,从编辑出版家个体来看,应专业人做专业事,内行人做内行事,编辑家要在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领域使劲。巴金本人是优秀作家,因此在新文学出版方面发力,功效非他人可比;钱君匋受过良好的音乐美术熏陶,后来逐渐聚焦于音乐出版,成为了新中国音乐出版的奠基人;赵景深、丁福保也都是一流的专家学者,著名的医生,属于典型的专家型总编辑。

其二,从出版机构来看,中小书局必须走特色化、个性化、专业化的路子,也即今天常说的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民国出版机构数以千计,编辑人员数以万计,能在出版史上留下痕迹的必然是这些有自己个性、特色、风格的出版人和出版机构。写医学出版史绕不开丁福保,写少儿和民间文学出版史一定得涉及赵景深,写画报编辑出版史自然更少不了伍联德,如此等等。

其三,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中小书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和大书局、大集团在“红海”中拼搏厮杀,出版的“蓝海”无限广阔,要善于寻找和创造新的市场和新的读者需求。上述四家各有高招,还有大家较熟悉的亚东图书馆的白话小说分段标点,上海杂志公司的专营杂志,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实施了自己的“蓝海战略”而创造了一番业绩。无论竞争多么残酷,利基市场总是存在的。

时下,我们处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自出版、出版众筹、用户创造内容等成为最新的热门词汇,但是不管科学技术如何一日千里,时代风云如何变幻莫测,具体到出版载体、出版形式、出版手段如何面目全非,但出版产业始终是“内容产业”,内容为王。内容生成光靠自动、考电脑恐怕不够,编辑家的选题策划、内容选择依然十分必要,而且会越来越重要,而晚清民国时期那些渐行渐远的编辑掌门人的故事,多少会对我们有些启发。

(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社社长兼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文化的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09PXW01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孙晶.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9~18.

② 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25~229.

③ 车锡伦.“林兰”与赵景深[J].新文学史料,2002(01).

④ 赵景深.赵景深自传[J].文献,1980(03).

⑤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钱君匋纪念集[M].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22~26.

⑥ 韦泱.丁福保其人其书[J].出版博物馆,2009(01).

⑦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303.

⑧ 王建辉.老出版人肖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52~55.

⑨ 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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