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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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二题

2021-01-14 00:08:24 投稿作者: 点击:

张家口与汪曾祺

1958年,汪曾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说“劳动”好听点,其实就是思想改造。1960年“摘帽”,1962年初回到北京,前后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汪曾祺有什么意义呢?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呢?

撇开人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外,在张家口的生活对汪曾祺的人生和创作,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虽然童年生活在苏北一座封闭的小城高邮,但他从小直到十九岁离家出去求学,并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为避难,在后来成为《受戒》创作背景的那座小庙里躲了半年不算),更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家境比较殷实,过的是“少爷”生活——汪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曾说:“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他的继母)对我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后来上学、教书、当编辑,虽然也到过农村、见过农民,但在骨子里与农村、农民是不贴近的。张家口的四年,是他与农村、农民最接近的四年,可是说是深入骨髓的。套用沈从文的说法,是“滚到了农民中去了”(沈先生爱说“滚到生活里去”)。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可以说就基本了解了中国。

汪曾祺是一个从小立志当作家的人。(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而且他确实也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作家必须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是被动的,但也是“意外”收获。

用汪先生自己的话说:

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汪曾祺青年时在创作上是个现代派,在大学里还写过“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汪曾祺语)。他是想努力创作的,可多是自我的“痛苦”或者“观察”来的生活。(在他晚年,别人曾劝他翻翻旧报纸,找找青年时的作品出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干这种事,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此前他并没有机会去真正感受中国农民的“痛”(生活),这一回算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他后来的创作趋于平实,更关注现实,多去书写普通人的疾苦,这不能不说与张家口这一段生活经历有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关于他作品的讨论会上,他说“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是他经历丰富人生后的切身感受。

张家口可以说给汪先生补了一课。补了一堂“中国农民课”。

关于张家口,汪曾祺写了十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王全》《看水》写于1961年至1962年,是写孩子的,但不是儿童文学。《骑兵列传》写于1979年,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放开,写得有点禁锢的样子。《黄油烙饼》和《七里茶坊》,许多人都说写得好,很感人。《寂寞与温暖》是写的自己,小说主人公沈沅可以说就是汪先生本人。沈沅的思想感情,就是汪曾祺那时的思想感情。《护秋》和《尴尬》写于1992年,这时的汪先生已经完全放开,这两篇写得就很有意味了。

在张家口,汪曾祺还给所里的赵所长等人写过思想汇报。这个汇报挺有意思。细看里面文字,有一段话颇有意味: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信笔写了一首旧体诗:“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打算做个画家,没有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者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这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

这里面的信息告诉我们:汪曾祺实在是热爱文学的,而且是要为之奉献终生的。

这个“思想汇报”还透露了一个信息:他受农科所领导指派,到所里一个叫沽源的马铃薯基地去画马铃薯的薯块、花和叶。他在汇报中说:

我七月底离开沙岭子到沽源,稍事整理,即开始绘画马铃薯的花和叶子。迄至现在为止,已画成六十余幅。其中部分是兼画了花和叶子的,部分的只画了花,小部分是只画了叶子的。我每天早起到田间剪取花、叶,回来即伏案作画。因为山药花到了下午即会闭合或凋落,为了争取多画一二叢,我中午大抵是不休息。除吃午饭外,一直工作到下午七时左右。每天的工作大概有十一二小时。晚上因为没有灯,且即便有灯,灯下颜色不正,不能工作,只好休息。已经画成的各幅,据这里李敏同志和陈先雨同志鉴定,认为尚属真实。我自己知道,我幼年虽对绘画很有兴趣,但从未受过严格训练,用笔用色,都不熟练,要想画得十分准确而有生气,是颇困难的。

从这个汇报中,可明确看出“已画成六十余幅”。这个图谱后来不知怎么给弄丢了。实在太可惜了。如果还在,编成一本《汪曾祺绘中国马铃薯图谱》,也将是一本妙书。

改书名

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到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先生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大致就是上面的意思。没想到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

信很简单。汪先生写道:

立新:

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立新是我本名。苏北是后来的笔名。

过了一个多月,序寄来了。写在三张大大的“24×25=600”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纸上,落款是“1990年元旦”。同时给我们寄来几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书名。他为我们想的书名是《江南江北》,汪先生的这几个题字清秀俊隽,字略偏,行中带隶,极有韵味。我们高兴极了,开始忙这本书的出版。可是那个时候,出一本书非常不容易,七拖八弄,还是钱玉亮想尽办法,直到1994年9月,才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印出来。

那篇序近两千字,题目就是《读一本新笔记体小说》。这篇序文后来由《光明日报》的编辑拿去登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汪先生在序里对我的中篇小说《蚁民》进行了评价:

对蚁民的平淡的悲欢几乎是不动声色的,亚宝和小林打架,一个打破了头,一个头颅被切了下来,这本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作者写得若无其事。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这种近似漠然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

最可惜的是,那个题写书名的原件,后来拿到印刷厂排版,转来转去,不知转到哪儿去了。不久前我还问龙冬,他也不知道。好在龙冬有很好的复印件,还是蛮清晰的。我叫他复印了一份给我,收藏好了,有兴趣,就取出看看。睹物思人,有时也很想念这个写字的人呢!

责任编辑: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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