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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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2022-05-14 16:09:21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陈嘉庚是近代中国和东南亚著名的华侨领袖,大多数研究者对陈嘉庚精神的探讨主要着眼于一定的政治因素及历史背景。然而,若将这些因素淡化,重点关注陈嘉庚精神中的三个重要的时间和空间的特质,即跨地域的商业经营理念、跨文化的教育发展模式和跨帮派的华社领导方式,其精神对于现代社会具有的超时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陈嘉庚精神;华人;华商;华社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3-0095-07

一 导言

陈嘉庚(1874-1961)是近代东南亚和中国的一位著名侨领。他的历史事迹在东南亚社会及中国社会被广为流颂,对于陈嘉庚的研究也数以千计,还有学者将他的《南侨回忆录》翻译成英文出版A.H.C. Ward, Raymond W. Chu & Janet Salaff (edited & translated), The Memoirs of Tan Kah Ke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4.

。多年来,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包括:教育思想及教育贡献、政治思想及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商业发展及企业经营、陈嘉庚精神。

如王增炳、陈毅明、林鹤龄,《陈嘉庚教育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周远清主编,《陈嘉庚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陈毅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林少川,《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陈共存主编,《南侨魂:陈嘉庚与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服务纪实》,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毛瑞明, 抗日战争时期陈嘉庚的贡献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期,页17-21 ,1995年;费卓绍,陈嘉庚的企业经营哲学观,《八桂侨刊》,第2期,页43-44,2004 年;杨阳腾,陈嘉庚的经营之道,《金融信息参考》,第2期,页46,2002年;庄敏琦主编,《嘉庚精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年;郑力强主编,《陈嘉庚与陈嘉庚精神》,集美大学诚毅学院,2005年。

其中,陈嘉庚精神是广大学人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对于陈嘉庚精神的探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切入来剖析嘉庚精神的内涵及意义。例如,赵纯均以陈嘉庚的创业精神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的管理教育如何借鉴这一精神[1]。殷小平则认为,陈嘉庚对社会影响最深和最受称道的是他一生热心教育、倾资办学的慈善之举。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2] 陈嘉庚与厦门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以厦门及周边地区为主。林德时指出,“嘉庚精神”是“厦门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厦门城市发展的一大竞争优势及独特的“软件”资源。因此,应该把“嘉庚精神”与厦门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3] 杨进发将陈嘉庚的一生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探究他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了他在商业、教育、政治、社会等领域中的行为表现。他指出,从心理上看,陈嘉庚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这体现在他对于社会及对于家庭的不同态度上。同时,他也认为,陈嘉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他推崇“勤”“俭”“克己”“廉”“忠”“诚”和“毅”等。[4] 颜清湟同样认为,陈嘉庚的商业经营模式受其小时候的私塾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实行的是家长式的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自上而下推行。这并不是源自于西方的“权力”概念,而是受中国传统中“责任”观念的影响。[5] 林大伟认为,陈嘉庚在商业经营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特性,与现代商人的行为及商业王国的运作仍有一定的关联及相似性。这些特性包括:相对于教育背景,经验的积累更为重要;拥有庞大的关系网络;对于科技运用的重视;具创新意识并进行自我实践。[6]

可见,陈嘉庚精神是多层面的,在其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有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有现代的科技及创新意识。而纵观多年来讨论陈嘉庚精神的相关文献,学界对于嘉庚精神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商业上的诚信创业;教育上的倾资办学;政治上的爱国救亡。若再深入阐述,则为:公——无私奉献;忠——爱国情怀;诚——诚实守信;毅——坚毅不拔;闯——勇于开拓。[7]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陈嘉庚精神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政治环境的不同,也影响到各地对于陈嘉庚的认同和记忆。例如在新加坡建国初期,政府采取“去中国化”政策,陈嘉庚被政治敏感化和边缘化,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间,被政府和民间有意识地“遗忘”。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加坡国民以国家认同为归宿的本土化进程告一段落,陈嘉庚渐次“回归”新加坡,先贤的实干、勤奋、勇于开拓的精神再次被倡导。[8]

无可否认,陈嘉庚精神的提出与倡导是基于一定的政治因素及历史背景。然而,若是将这些因素淡化,并超越陈嘉庚的个人影响,而将其当作一个群体的社会行为并由此来探讨其所体现的精神实质,那陈嘉庚精神对于过去或现在,尤其是对现代社会,将具有超时代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关注于陈嘉庚精神中的三个重要的时间和空间的特质即跨地域的商业经营理念、跨文化的教育发展模式和跨帮派的华社领导方式,并进而分析包括陈嘉庚在内的华商群体的商业网络,对于经济、教育、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的辅助作用。

二 跨地域的商业经营理念

陈嘉庚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父亲陈杞柏是新加坡商人。1890年,陈嘉庚奉父亲之命,第一次出洋新加坡。在此之前,他都在家乡的南轩私塾就读。到达新加坡后,陈嘉庚先是在父亲经营的米店做工。父亲晚年时,生意失败,陈嘉庚接手家业。刚开始,他主要经营菠萝种植和罐头制作的行业。1906年,他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到橡胶业,逐渐建立起以经营橡胶业和橡胶种植业,集农工商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实体。之后,他发现战时航运业大有可为,就在1915年租入轮船,并随即在1916年及之后购置多艘轮船,重点经营海上运输,运输企业原料、产品等。同时,他也没有放弃橡胶事业,在1920年创设橡胶熟品制造厂,逐步建立世界性的胶制品销售网络,向全球推销。陈嘉庚在食品加工、航运、橡胶等行业都有显著发展,创建了庞大的家庭跨国企业集团,业务遍布亚洲、欧洲、美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关于陈嘉庚的生平及发展,很多著作都有涉及,本文主要参阅杨阳腾,陈嘉庚的经营之道,《金融信息参考》,2002年第2期;陈国飚、陈慎,以软实力视角看福建海洋文化——以陈嘉庚为例,《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陈嘉庚的商业之路与大部分华商的商业轨迹是大致相同的。他们具有开放、包容与国际化的经营理念,不受国界、地域的限制,凭借自身的商业触角及所在地的地理优势,建立起跨国界、跨地域的全球商业网络相关的研究可参看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历史研究》, 2000年第1期;刘宏,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作为东南亚的金融和转口贸易中心,新加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其海岸线总长二百余公里,地处南洋群岛之中心,为欧亚航行必经之地,在历史上就是重要的中转口岸和航运中心。随着现代航天技术的发展,新加坡到东南亚各国的飞行时间都不超过4小时,而到其它国家的旅程也相当的方便。因此,现代新加坡的地理优势更为突出。而一直以来,在新加坡转口贸易中起关键作用的华商,凭借其自身的跨国性和新加坡的地理优势,构筑起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全球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推动新加坡迅速成为世界的金融和贸易中心。正如李显龙总理在2011年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的开幕致辞中提到的:“各地华商之间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商业联系,成为国际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商业力量。”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李显龙总理开幕致辞,取自:http://www.wcec-secretariat.org/cn/index.php/event/182-lixianlong-zongli.

如果说跨国性、跨地域性是现代华人企业家的主要特征,其实这一特征在老一辈华人企业家身上已经开始突显。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陈嘉庚的商业经营理念时,可以发现,在他身上已经开始萌发现代经常提及的跨国企业家精神。他的商业网络不仅限于新加坡本地,而是遍及世界各地。在航天业尚未十分发达的时候,轮船成为其商业网络中的主要交通工具。持续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谋生的重要手段。这样的一种跨国企业家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只有具备开放与兼容的跨地域经营理念,才可能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中占据先机地位。另一方面,重视并借助所在国华商的商业网络,能够推动该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三 跨文化的教育发展模式

与其商业发展模式一样,陈嘉庚对于教育的资助及推动也不仅仅局限于新加坡本地。从1894年开始创办惕斋私塾到1956年间,他在福建集美陆续创建各级(类)学校和附属设施,形成各校舍林立、设备齐全的教育体系,即集美学校。1921年,他又创办了福建省第一所大学——厦门大学。同样,在新加坡,陈嘉庚带头创办了五所华文中小学,两所中专学校,并资助过其它的一些华侨学校。

陈嘉庚创办教育的事迹,参阅自庄敏琦主编,《嘉庚精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年。

虽然陈嘉庚的办学范围主要集中于其祖籍地福建和侨居地新加坡,但也是跨文化教育理念的交流与碰撞。陈嘉庚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新加坡居住多年,必然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模式甚至可能是来自西方的教育模式,他也将这一教育发展模式带入中国。他在福建所办的学校都经过整体规划,具备完整的体系,并重视师资的选择和严格的管理,可以说,已经是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同时,他也将“诚毅”作为集美学校的校训,希望学生在学知识的同时也要学做人。可见,当时的陈嘉庚对于教育的发展已具有先进的理念和长远的眼光。

在华商的商业网络中,除了资本的流动外,另一种就是信息、观念的流动。很多华商借助这一商业网络,将先进的理念带回祖籍地,帮助祖籍地的教育、文化发展。在祖籍地还相对落后,移居地比较发达的时代,这种先进观念的流动可能是单向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则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以教育为主,不同文化体系下的社会都可能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教育发展模式。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教育交流也日益频繁,而这些交流的背后很多都是政府、教育机构、华人企业家或社团所促成的。例如,在近十年来,有数万名中国政府官员到新加坡进行培训,学习新加坡各方面的先进经验,促成这些交流的就包括政府(如中国政府)、大专学府(如南洋理工大学)、华人社团(如新中友好协会)等。

在陈嘉庚的时代,虽然更多的是他个人的影响,但仍然借助各种资源,如他的商业网络、华社等在两地进行教育发展。而今天,教育的交流与互动,则更应善借各种资源及各方力量,其中,华人商业网络中的经济资源、人脉关系是不可忽视的。

四 跨帮派的华社领导方式

在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社会里,族群和帮派的区别非常强烈,有学者称之为帮权社会。当时,闽南帮的势力最大,潮帮第二,另外还有广帮、客帮、琼帮等。生活于这个年代的陈嘉庚,虽然也带有一定的闽侨情怀,但另一方面他也具有跨越帮派的远见和贡献。他在1923年接任怡和轩总理后,便广开门户,不分籍贯,接纳各帮会员,使之成为一个超帮组织,并藉由此平台推动社会公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陈嘉庚对于新加坡华社的贡献,参阅自梁元生.典型在夙昔:陈嘉庚精神与当代华人,载潘国驹、丘才新、王俊南主编,《今日陈嘉庚精神——陈嘉庚基金廿周年纪念庆典研讨会文集》,页137-154,陈嘉庚基金、陈嘉庚国际学会,2003年;《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中国厦门集美陈嘉庚研究会联合出版,2004年。

不仅如此,在动荡的年代,陈嘉庚领导华人社团团结起来,参与筹赈及政治事业,这一系列的活动,不单是具明显的跨帮派特征,同时也是跨地域的关怀,既包括中国地区,也包括东南亚地区。例如,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陈嘉庚联合各界侨领,于1938年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任主席,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中国抗战。此外,在1947年2月举行的新加坡侨民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代表各属华侨抗议荷兰武装炮击杀害印尼巨港侨民的暴行,号召印尼华侨和印尼人民一起驱逐荷兰的殖民,与荷兰当局的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荷兰道歉并赔偿损失。可见,当时的陈嘉庚,无论在何种事物上,都具有跨帮派和跨地域的胸怀。

陈嘉庚曾担任福建会馆主席21年。福建会馆虽然以闽帮为主,但其所从事的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同样具有跨帮派的特点。福建会馆首先将闽帮道南、爱同、崇福三校纳入会馆统筹统办,并在战后发起创办南侨女中,从而奠定福建会馆的教育事业。会馆的教育事业,惠及的不仅仅是闽帮的后代,也包括其它帮派的后代。此外,福建会馆还连续4年(1930-1934)主导实施新加坡华校会考,试图从统一考试入手,实现华侨教育的统一。会考的举办,直接推动了全马来亚华校会考的制度化。正是陈嘉庚这种跨帮派的远见,使得今天福建会馆的教育事业版图更为完善与成功。如今的福建会馆属下,不只有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学校、南侨中学、南侨小学和光华学校六所学校外,会馆还新创建幼儿园,为新加坡的学前、小学、中学教育都作出重要的贡献。

陈嘉庚对于华社的跨帮派领导方式很值得今天华人会馆社团的借鉴。华人会馆社团只有摈弃帮派区别,打破彼此之间的界限,关怀各族群利益,共同合作与发展,才可能在更大的领域里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从而也带动自身长久持续的前行。

五 以华商网络为依托的经济、教育、社会发展

陈嘉庚精神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政治环境里被赋予各种象征意义。然而在今天,如果我们抛掉这些被时代所限的象征意义,而以一种全球化、跨界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陈嘉庚精神,可能会有新的理解和启发。

陈嘉庚及那些与其类似的华商,他们的商业及社会活动,都或多或少具有跨界的特征。他们移居他国,但却与家乡维系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商业、文化、政治等)。他们在跨国活动的进程中,将其祖籍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为特征。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华商网络,具有强大的互通性和无限的可能性,以这一网络为依托及媒介的经济、教育、文化交流与互动十分的频繁,借助这一华商网络,祖籍地、移居地之间乃至区域社会之间的经济、教育、文化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现代社会,重视和善用这一华商网络更具重要意义,尤其是关注这种网络联系的跨国性特点。随着现代交通、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华人商业网络的跨国性更为显著。在这些跨国华人移民当中,大多数都具有跨国教育和生活、工作经历,他们不仅在商业运作方面具有明显的跨国特征,而在此基础上所开展的教育、文化等活动,其跨国色彩也十分浓厚。只有善用这一华人商业网络,通过华人移民企业家与国家和网络的有机互动,才能使各方都获得最大的益处。

王赓武教授在陈嘉庚逝世5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发言指出,今天的中国对东南亚有史无前例的兴趣,散布各国的华人社群也更有责任维系和适应东南亚与中国之间变化中的联系。他认为,华侨华商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他们保留了华人身份。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网络正是建立在他们身为华人,秉持华人经商原则的基础上。尽管他们当中有人被同化了,但他们依旧保留了身为华人的联系和网络。

王赓武教授在2011年所举办的陈嘉庚逝世5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变化无穷的南海贸易》的演讲,取自:http:∥www.eehoehean.org/index.php?ctl=Web&act=NewsView&id=99。其实,今天的东南亚乃至世界,又何尝不是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国与国之间在更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及双赢的发展趋势,都成为各国考量的重点。华人商业网络的“非地域性”即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消费,以及政治、群体和认同逐渐与地方分离的趋势,使之成为一个更为直接及便利的平台以开展各国间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这一华商网络在历史上就开始凸显其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将彰显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跨国性,以此为依托的经济、教育、社会交流与发展,将使国与国之间的互惠互利具有更多的可能。

另一方面,陈嘉庚移居新加坡后,虽然与祖籍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直接参与中国的政治事务,但在新加坡生活期间,他仍然以移居国为重心,积极融入本地社会。他的事业重心是以新加坡为基础进而扩展到世界各地。同时,他也参与并领导新加坡本地的华社,积极参与移居地的教育、文化、社会事务。正因为此,陈嘉庚才成为新加坡发展历史中一个广为人知的侨领。同样借由在移居地的发展和所建立的强大网络,陈嘉庚才具有雄厚的资本参与到祖籍地的各项事务,并与祖籍地建立长期密切的联系。

在今天,也有大量的跨国华人居留海外。他们大多数在海外接受教育并工作生活多年,相比于老一辈华人,他们更容易融入所在国生活。首先,与所在国的密切商业联系是这些跨国华人企业家的成功因素之一。他们的事业发展大多起源于所在国,并借所在国的优势和资源向外扩展。其次,华人商业网络的建构得益于华人社团。虽然在科技发展的时代,它们的重要性已不如过去,但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被赋予了一些新的角色。例如在新加坡一些成功的跨国华人企业家,大多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天府会、华源会等重要华人社团的成员详细的事例请参看Ren Na and Liu Hong, “Traversing between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Dual Embeddedness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ingapor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15年9月出版。

。在现代社会,这些华人社团的作用发生了重要转变,它们协助南来宗亲安顿生活的功能淡化了,而更多的是成为跨国华人企业间建立联系、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今天,积极融入所在国社会,并借助当地资源和华社来建立及拓宽自己的跨国商业网络,变得更为重要,并具有了新的意义。他们通过在所在国的发展及与当地企业或政府的合作,在更短时间内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而借助这样一种双边优势,他们也与祖籍国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实现国家层面的合作,从而也为自身在进入国际经济领域的过程中获得一个崭新的平台。

六 小 结

华商、华商网络、华社,是海外华人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重点,而陈嘉庚正是这几个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华商特殊的移民背景使得他们有条件和资源建立起一个遍布各地的强有力的商业网络,而华社又是他们借以巩固其商业网络、同时回馈社会的平台。但是这几个方面要长久、持续地发展,就必须有跨地域、跨文化、跨帮派的视野。这几个方面的相互运作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可以说,华商、华商网络、华社既是超越国家界限,但又回归国家。怎样平衡国家与三者之间的关系,借助它们的特性,变劣势为优势,淡化纠纷,推动各国间经济、教育、文化更为密切的交流与合作,达至全球一体化的目标,是我们今天应该重新思考的问题。

关于这个部分的相关讨论,请参阅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正如今天的陈嘉庚基金,设有高级学位奖学金、举办青少年发明奖、学术讲座、赞助高等教育学府的教育基金等。它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新加坡和中国的地域界限,并且遍及教育、科技、文化、学术等领域。也许,这正是陈嘉庚精神中的跨地域、跨文化、跨帮派精髓的传承与发展。而1990年3月,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由中国南京紫金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陈嘉庚星”。从此,“陈嘉庚星”将长久翱翔于浩瀚的宇宙中,这也正是与陈嘉庚的精神遥相辉映。

参考文献:

[1] 赵纯均.中国的管理与现代教育[M]//潘国驹,丘才新,王俊南.今日陈嘉庚精神——陈嘉庚基金廿周年纪念庆典研讨会文集.陈嘉庚基金,陈嘉庚国际学会,2003:121-136.

[2] 殷小平.构建和谐社会与教育慈善事业的发展——兼论中国呼唤更多的陈嘉庚式的教育慈善家[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22(1):1-3,31.

[3] 林德时.嘉庚精神及厦门发展[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137-146.

[4] C F Yong, Tan Kah-Kee.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Yen Ching-Hwang,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Asia——History, Culture and Business Enterprise[M].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4.

[6] Lim Tai Wei, Tan Kah Kee.The Entrepreneur Exemplified, in Leo Suryadinata (ed.), Tan Kah Kee and Lee Kong Chian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 and Malaysia[M]. pp.36-56,Chinese Heritage Centre, Tan Kah Kee Foundation,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0.

[7] 庄敏琦.嘉庚精神[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

[8] 李 勇.当代新加坡陈嘉庚从边缘到回归——兼论陈嘉庚精神的“本土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39(2):61-65.

Abstract:Tan Kah Kee was the most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leader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n and China.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on his influence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political factors and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n shaping his influence, this paper goes beyond these factors by focusing on thre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shaping the Tan Kah Kee spirit and his legacy: trans-regional business philosophy, trans-cult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l, and trans-community leadership in Overseas Chinese.

Key words:Tan Kah Kee spirit; overseas Chinese

【责任编辑 陈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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