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转型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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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转型及其意义

2021-01-13 12:23:50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汉语文学进入到当代发展阶段,至今已经经历了3次比较明显的转型。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和平解放之初至上世纪80年代中,是藏族汉语文学由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封建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转型,以政治启蒙为旨归;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以文学启蒙为旨归;第三次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现在仍在推进之中,以文化启蒙为旨归。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书写者试图在全球经济与多元文化背景下,表达对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认识,并显示出通过文学书写发展藏族族性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努力。

[关键词]当代;藏族汉语文学;转型;意义

[中图分类号]1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165—06

人们在评价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时,有两种基本的做法,或者将其置入她所属的民族的历史,或者使她超越于民族之上的文学的历史。拙文《20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认为,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文学步入到她的当代发展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藏族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藏族作家在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语境下,革新文学观念,发展民族文学,并通过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根据近10年来藏族作家汉语书写的现实和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现状,将其放置在当代藏旗汉语文学发展的历史中考量,笔者认为藏族汉语文学进入当代发展之后经历了3次转型。

一、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及其政治启蒙旨归

藏族当代汉语文学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是藏族当代文学由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封建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转型。这一时期跨越了中国和西藏社会历史上最激情、最动荡的岁月,藏族文学在主题、题材、情感倾向等方面完全契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表达。这一时期的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和平解放到1970年代末,二是1980年代的前5年。马丽华在盘点当代西藏文学时,从这一时期文学的实际考察,曾说过“很像是内地五四以来特别是延安时代以来的带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传统在西藏的延伸,与新中国文学同步,但对西藏文学来说,无论从文体方面,从意识形态、思想感情、表达方式和表现内容等各方面,都是一种全面的本质性的脱胎换骨”。马丽华对当时西藏文学特点的概括和总结,也切合这一时期藏族文学的特点。我们把这种转型姑且名之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启蒙。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正值新中国建立不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新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对全国各民族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启蒙。西藏和平解放之初,在这样的政治启蒙中,文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武器,尤其是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有力的抒情工具。就连出生于贵族家庭的擦珠·阿旺洛桑老人,在解放后不仅投入建设新西藏的热潮中,并且用他饱蘸激情的笔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歌颂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在诗歌里深情地抒发“莫忘毛主席的教导/莫忘了解放军的英明/莫忘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莫忘了民族内部要团结紧……要当家做主/赶快建设祖国的新西藏”(《金桥玉带》)。那些出身贫苦的农奴更是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给予热情的礼赞,如生于青海海东贫苦藏族家庭的诗人伊丹才让,其诗作几乎都是歌颂新社会,歌唱新生活的,特别是他的《党啊,我的阿妈》,揭露旧社会的悲惨生活,赞扬党的光辉比阿妈的爱更深广。伊丹才让、饶阶巴桑、丹真贡布等新中国第一批年轻的藏族诗人及其诗作,充满了对于新生政权的由衷礼赞,犹如献给新生民族的一束束鲜花,客观上起到了对藏族民众政治启蒙的作用。

这个时期,除诗歌外,藏族文学的主要成绩在于对民间文学诸如民歌、情歌、酒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的搜集整理和记录。这个时期对民间文学的搜集从力度和强度上来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藏族民间文学第一次全方位立体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个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富有价值的存在,这本身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是对昔日那些没有地位、没有尊严的农奴的政治平反。

这个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也拉开了帷幕。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的积淀,到了1980年代前5年,藏族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藏族作家,先后创作了7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最早出版长篇小说的是藏族作家降边嘉措,他的《格桑梅朵》成为藏族长篇小说的首创(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紧随其后的是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这两位作家又先后出版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迷茫的大地》。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玛1981年创作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儿童小说《清晨》(中篇),多杰才旦创作了《又一个早晨》(1985年),班觉创作了《松耳石》(1985年)。扎西达娃、尕藏才旦等年轻的藏族作家小荷才露尖尖角。这批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抒情和宏大叙事的特点,其中的人物形象、主题、情感倾向等和藏族传统文学有着鲜明清晰的界限,如人物从厌世、出世到入世,主题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到控诉与礼赞,题材从关注高僧大德到关注底层百姓,情感倾向从对至高无上的神佛的敬畏膜拜到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文学的功能从宗教宣传到民族政策宣传、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胜利,是广大藏族民众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思想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看,这一批作家和作品无疑是汉语文学传统的延续,是汉语文学传统和建国17年文学模式对当代藏族汉语作家影响的结果。《格桑梅朵》中,边巴从一个农奴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解放军战士的复杂经历是边巴政治上觉醒和成熟的隐喻表达,这样的叙述策略也和作者降边嘉措自身政治上的成长分不开。作者本身的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修养,因此得以在创作中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认同的高度处理题材和刻画人物。这一时期,在作为主导意图的政治启蒙之外,藏族作家的族性意识相对模糊,诗人伊丹才让的《鼓乐》(1982年)写道:“当每一个民族骄傲地唱出他悦心的史诗乐章,一个文明国度的形象就拓上子子孙孙的心扉!”。他所吟唱的《母亲心授的歌》(1981年),将家乡镶嵌在祖国的怀抱中,雪域高原、宽广的草原,就是母亲本身:“雪山挺起水晶的身躯呵/为我铺设金光闪耀的征程/母亲唱起祝福的歌儿呵/为我雕塑终生附体的灵魂。”这—。时期的藏族汉语文学由于对他性经验的趋同而遮蔽了自性意识的体验和表达。

尽管这一时期的藏族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如马丽华评价西藏文学时所言,如果“放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平衡,如果同文学名著多,水平高,影响大的兄弟民族相比,要追上去,还需要藏族作家付出艰巨的劳动。如果就藏族当代文学的重要历史使命来看”,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今后还是任重道远的。如果想较好地满足藏族人民和全国人民对藏族当代文学的高标准的要求,写出传世之作,还必须树立雄心壮志,才有可能把理想变为现实”。这一评价同样切合藏族文学的实际。

二、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二次转型及其文学启蒙旨归

20世纪80年代中期,藏族文化的现实发展需要与东西方文化交汇所产生的文化迫力,使得藏族汉语创作者处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定位与价值重构的焦虑之中,在中国文坛“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着力于对本族群的文化回归与推动上。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在自觉保持与政治意识形态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坚守民族族性文化传统,既保留作家个体的价值取向,又回归族群主体的立场,深入挖掘族性文化之根与信仰追求,用富有族群色彩的叙事与抒情来寻求族群个性的文学表达,从而开始了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二次转型。这是一次从政治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转型。这次转型主要表现在文学根本观念的转型,意味着藏族汉语书写者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认识文学,以新的范型来重新审视以往时代的文学矿藏,表现出不同于藏族传统文学和17年文学的审美价值观念和深远浑厚的民族精神。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色波的小说创作逐渐摈弃了叙事文学传统中讲求故事的逼真性、完整性等美学追求而悄然转向,小说倾心于讲述本质性的东西,不让读者的注意力转向对事件起因与故事结局、人物命运等的考察。这一新的小说美学价值追求全面取代了前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诉求,具有鲜明的文学启蒙意识。由于青少年时代接受汉文化教育,扎西达娃、色波等作家虽然不会用藏语写作,却成为当代藏族文学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也成为高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旗手。与内地汉语写作相比,他们的汉文写作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读者在他们的汉语小说里依然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藏文化特色。在《骚动的香巴拉》等一系列作品里,扎西达娃把过去和现在、唤醒和解释并置在同一文本中,在藏汉两种语言和文化乖离产生的张力和空间里,通过脚注、解释、附言来填补这些空间,汉语不再是单纯的汉语,它成了理解藏语的参照。色波的小说在作品的精神意义层面和艺术技巧表现上独树一帜,他拒绝为读者提供引人入胜的故事,在族群现实生活中挖掘富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因子,深入挖掘本民族有关巫术、神话、传说、宗教等资源,充分运用荒诞、夸张、变形、虚构、想象等文学手法,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构建了一个个似幻非幻的艺术世界,为我们揭示了藏族现世矛盾困惑的文明冲突和众生百态的生存真相,还原了西藏的本来面目。色波作品神秘莫测的色彩,虚幻迷离的气氛自不待言,在他的笔下,在表现西藏(藏族)现代人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关于生命意义的哲学性思考。扎西达娃、色波等人的小说美学追求,在文学形式、文学形象、文学意蕴等层面上使文学回归文学。

在诗歌创作中,这个时期藏族汉语书写者不断强化自己的族性意识,获得了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鲜明的主体意识。阿来面对自然山川的豪情,唤醒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本土的意识和意气风发的自我意识,把个体在空间中的旅程变成了在历史、文化中的徜徉。《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不仅是草原为诗人独自举行的成年仪式,某种意义上也是诗人用心灵丈量藏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之旅。

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念的演进和文学手段的革新丰富,也是藏族文学精英、文化精英运用文学对族群存在状态独具特色的审美阐释,在理性层面上深刻反思文明带给族人的福祉与文明对民族原生态文化和存在的遮蔽,在历史、文化与哲学的制高点上,呈现高原民族整体的存在境况,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经由文学认识了藏族文化和藏人充满自然、质朴的生态现实,是新旧文明和文化冲突中藏人生存命运的艺术化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藏族汉语书写者赋予文学的审美担当,为当代藏族(西藏)汉语文学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也印证了西方小说家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名言:“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整体的观察站。”

三、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及其文化启蒙旨归

当代藏族文学第三次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露出端倪,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1990年代以来,藏族汉语文学观念呈现出多元和流变的特点,表现为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并存及两者的冲突、融合。在整个1990年代里,藏族汉语文学创作中既有传统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东西,既有汉文化的影响,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美国文化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都已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惟一结论而载入史册。甚至下一代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惟一的科学方法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人类文化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在1990年代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商品大潮以及藏区的开放等事件和潮流中,藏族汉语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对本民族族性文化的思索和展演的角色,尤其是小说创作。无论是央珍的《无性别的神》,阿来的《尘埃落定》还是梅卓的《太阳部落》,作家们除了对藏族生活中蕴藏着的丰富性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持了古老的激情外,发生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区的独具民族风情的动人故事,也展现了一道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开掘了深厚的藏族文化沉积,表现了汉藏文化之间、中外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央珍的《无性别的神》以一个人的心灵史和一个家族的兴衰折射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颇具古典小说《红楼梦》的韵致。梅卓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更明显的汉族文化的影响,《太阳部落》情节的曲折跌宕,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甚至嘉措这个大侠形象的创作也明显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阿来善于用一种民间故事叙述者的语调讲述故事,深得汉文学的神韵。同时,藏族汉语作家的作品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央珍的小说中可以看见《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留下的痕迹,阿来曾坦言他的创作受到不止一位西方作家,包括黑人作家的影响。

21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产物,藏族文学也是如此。近10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经济全球化作为最强有力的力量正在转变着传统意义上的空间的完整性,动摇和改变着民族地区的生活结构和生产方式,推动着民族文化转型。新世纪第一个10年,是藏族汉语文学文化启蒙时期。栗原小荻曾经说:“在这个世纪的初叶,我们所要做的工作,照常应是启蒙工作,只是启蒙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的藏族汉语文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历史性地开放、变化和发展的。藏族汉语作家深植于民族生存的土地,在以物质为主宰的时代潮流中恪守民族的精神根脉,在文学这个边缘地带上重构、整合藏族的精神品格,使藏族群的族性文化通过汉语文学文本最为细致、全面地表现出来。

藏族汉语作家书写民族历史和现实,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放眼民族未来发展,没有简单地把民族过去的美好记忆作为解除其当下困惑和焦虑的出路,坚守了文学的历史理性。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藏族汉语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既发扬着族性文化精神,藏族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民俗风情等文化要素在汉语文学创作中作为历史记忆显现在其作品中,同时也积极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时代的文化思潮,借鉴国外作家的经验,将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神话与宗教、民俗和风情等族性文化和谐地调配在一起,具有鲜明的藏族族性文化特色。藏族汉语文学正通过文学实现对本民族成员的文化启蒙。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在创作主题上延续了1980年代中期由扎西达娃、色波等作家反复表现的文学主题:即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全方位地展现族人在传统族性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探察人物内心世界的动荡和沉浮,呈现了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一些一时还难以解决的问题。另外,由于扎西达娃、色波等作家的转行,高原魔幻现实主义回落,小说创作回归现实主义,这也成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第三次转型的鲜明标志。阿来在历史题材小说《格萨尔王》中,着力以现代人的视角诠释史诗英雄的性格和命运,赋予古老史诗新的涵义和价值。《空山》用一种零散的、独立的、“花瓣”式的结构,侧重于对普通人的人性进行更为深入地探究,展现了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在族人内心引起的冲突和作为边缘人群的族人的心灵重建,揭示了族人真实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精神的不同侧面,从细微处构建一种别样的藏族社会乡村史,以.及重建藏族底层社会伦理和生态与生态观的努力。正如阿来所言,“这个文本如果只是被看做一个破碎乡村的悲情故事集,那是远远不够的。这部小说也包含了重建,边缘人群的心灵重建,底层社会伦理的重建,和生态与生态观的重建”。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一方面在荒凉闭塞的原始氛围中礼赞藏族原始的生命强力,另一方面又以“现代性”烛照出藏族族性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杀手》《界》《放生羊》《传说》《阿米日嘎》等小说中,作者把笔触深入到藏族的宗教信仰和历史长河中,展现藏族的宗教信仰与现实人生心灵冲突的复杂图像,把普通人的视角与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把现实的信仰状况与各种信仰传说、宗教情感和世俗情感贯通起来,全方位地展示了藏族宗教信仰的今昔。作者通过其创造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传统族性文化遭遇现代发展的困惑和焦虑,体现了藏族汉语作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拯救族性文化的强烈意识和责任,以及在困惑和焦虑之中进行“自我拯救”的愿望。在女性写作领域,白玛娜珍、格央、尼玛潘多的创作反映了时代变迁和藏族女性心灵的蜕变,在《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让爱慢慢永恒》《紫青稞》等作品中,作者以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藏族女性的不同经历组织故事,描写藏族女性在多元文化交织的现代社会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以女性独特的敏感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从内视的角度,透视社会生活的变迁带给女性的焦虑和困惑。这种创作彰显了藏族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自觉与民族身份认同,体现了当代藏族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关注,表现了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本质的反思与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藏族女性生存、伦理、人格的自省和对宗教、民族文化未来的思考,也表明藏族女性书写已经自觉挣脱政治话语强大的吸附力,进行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书写,使现实和历史中女性被湮没已久的真实生存状态浮出历史地表。

四、当代藏族汉语作家“自我阐释权”与“影响的焦虑”

文化启蒙任重道远。在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三次转型进程中,藏族汉语作家和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既面临着“自我阐释权”与“话语权”的问题,还面临全球化语境和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安全”问题。不容讳言,当代藏族汉语作家既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导致的民族文化认同的焦虑,也有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自我阐释权”的焦虑,还有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总体文学观念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而最为根本的是多元文化语境下藏族主体意识在文化选择与价值判断上的焦虑。藏族汉语作家不得不面对各种焦虑带来的新的族群体验,因此,藏族汉语作家自身的主体性仍在建构当中。呈现现代文明和各种焦虑带来的新的族群体验,坚守族性文化之根是当代藏族作家写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民族的族性文化结构中难免存在着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方式上的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等不同的元素,这些不同元素使族性文化内部形成了张力性的存在。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一方面体现和追求着自己族群的最本质的、最具有精神文化特殊性的文化身份印记——族群的集体情感和记忆,另一方面表达着与现实的体制和实践相适应的行为价值取向——族群当下的集体体验和认同,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多种价值观念或被族群成员认同、吸纳和转换,或与族群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方式等冲突、碰撞的现实存在状况。对于藏族汉语作家而言,加强自身的主体性建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确立了健全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发挥其“自我阐释”的权利,才能在其文学创作上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才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学平等的对话,才能使藏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元观照下,既彰显自身,保持其族性文化的本质特色和精神风貌,又能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一种高度的认同感,成为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

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中的族性文化表达不仅仅是为了求得民族主体的认同,也是族性文化面临焦虑与困惑的“自我拯救”,体现了人类精神生活层面的关联性。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书写在藏族族性文化的发展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要在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保证民族文化安全,因此既要防止和警惕文学书写中过分的经济发展诉求对精神文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防止以坚守族性文化为由而忽视经济发展对物质文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陷阱》的作者汉斯·彼得—马丁说过,经济取代一切政治,曾经导致过全球性灾难。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也评论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大大超过政治领域的成就,经济与政治不能保持同步前进。这个世界在经济上实现了广泛的行动统一,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两个相互矛盾的发展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震荡和总崩溃。”

因此,在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三次转型过程中,应防止两种倾向,一是防止藏族文学创作主体失去对本民族身份、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坚持,因为这样无法保证民族文化安全,也使得藏族文学创作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防止一些作家沉迷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之中,失去全球化语境下改造不合乎时代发展需要的传统文化的历史机遇,忽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写作姿态。“每一位艺术家都受到别的艺术家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显示了那种影响的痕迹。但是,对我们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的个性。从别人那里继承的东西无非是一堆蛋壳。”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对于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藏族汉语作家以及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不啻为一份忠告,也应该是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发展的方向。

[本文责任编辑 班玛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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