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历史考察及波动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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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历史考察及波动原因分析

2022-05-16 00:02:51 投稿作者: 点击:

摘 要: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1912年到2005年,其教育质量出现了三次大的波动,分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扩招时期,波动幅度最大的是1949年—1980年间,教育质量一波三折,在1970年左右跌入最低谷。解放前影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主要原因是战争,解放后的原因主要是教育政策、高校扩招和教育经费不足。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波动;原因

作者简介:张燕(1978-),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2005级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8)03-0011-05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历史考察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一般有两种分期方式:一是直接按历史的分期,分为民国时期(1911年—192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年—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年—1958年)、“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改革时期(1976年—1998年、1999年—至今);二是按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阶段来分期,分为中国近代专科教育制度的肇始(1860年—1900年),民国时期专科教育的拓展(1910年—1940年)、新中国专科教育的嬗变(1949年—1998年)、扩招时期(1998年—2006年)。

本研究参照第一种分期方法,分三个阶段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波动,其间的社会动荡时期,则是通过分析高等教育发展来体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波动。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高等专科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发轫于洋务运动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专科教育制度形成于《壬寅—癸卯学制》颁布之后,如高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和医学堂等。这时期的专科学校制度借鉴日本经验,基本适合当时的国情,专科特点突出,“课程门类齐全,注意吸收近代科学的新知识和新学科,而且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1912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913年8月,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临时国民政府公布《实业学校令》11条和《实业学校规程》七章60条,当年的学制把高等实业学校改为专门学校,程度与大学齐,内容开始强调“学术”。因当时的北洋军阀否定资产阶级新教育,实施封建复古主义教育,故1912年—1916年间,全国的专门学校由111所减至76所,专科生由39633人减至15795人,所占全部大学生的比率由98.8%减至83.9%。

1917年《修正大学令》的发布,中国大地第一次刮起了“升格风”,专科学校数量在1931年减至30所,在校生7034人,改为大学的专门学校多数质量较高,如由北京高等师范大学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至今仍是大家所称道的好大学。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专科学校组织法》,1931年公布《专科学校规程》,对专科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高等学校肆意摧残,很多学校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我国文化遗产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学校也纷纷往大后方迁址。当时108所专科以上的学校有94所被迫迁移或停顿,有些学校一迁再迁,颠沛流离,办学条件十分艰苦。高等学校数、教师数和学生数大幅度减少,但是,专门学校因其实用性、应急性的特点,很适合战争时期的特殊需要,故没有停办,且在保证其学生质量上下了不少功夫。

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迁后方的高校以恢复调整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日本锐气顿挫,后方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广大青年学生涌向后方,强烈要求学习,许多爱国志士和教育界进步人士也不遗余力呼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不得不扩大招生,并颁布了《专科以上学校建筑校舍暂行规则》20条。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高校以巩固和发展为主。当时条件仍然十分艰苦,但广大师生实行因陋就简的原则,坚持办学。1945年专科以上学校数为141所,教员和学生比1937年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国民党为巩固自己的政权,笼络知识分子,防止学生闹事,教育经费绝对数每年都有大幅度增加,但这种增长相对于当时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国民政府实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克扣和贪污教育经费。就连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表面数字虽增加极大,而实际拮据更甚于前。”学生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身体素质急剧下降,为了考试精疲力竭,形锁骨立,自由学习的学风受到严重压抑,根本谈不上学习质量。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遵照“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实施“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联系、时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相配合、教育内容与战争生活相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工作方式”的原则,教育质量有所好转。

(二)1949年—1980年以来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府采取“维持现状,立即开学”、“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比较顺利地接手了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

1950年的《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1951年的《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对旧中国的专科学校进行了整改。1952年《教育部工作计划要点》指出,采取短期速成与长期培养相结合,大量举办专修科,迅速为国家培养人才;积极进行院系大调整,很多专科学校被拆或并入本科院校或降为中专,各地普遍存在贪多图快,盲目冒进,忽视质量的倾向。

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一五”计划。《1953年度教育事业计划》中指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缺乏计划性,盲目性很大,而且各级学校比例不合理的现象也未能基本改造过来,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发展过少,主观力量太弱(指教育行政干部少,师资力量差,校舍设备简陋),偏重于追求数量,对于提高质量重视不够,使教育事业极不巩固,教学质量有下降的趋势。

《1954年教育事业规划》强调大力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和综合大学理科,依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合理地调整系科和设置专业,努力提高质量。

1956年教育事业经过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后,中央提出教育落后于经济的状况必须改变,教育部因此提出了1956年的教育方针:“加快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但由于对师资和经费可能提供的条件考虑少,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可能提供的条件,致使财务、基建、劳动计划与事业计划不适应,造成了师资量少质低、校舍拥挤、设备简陋,全面紧张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1957年针对1956年出现的问题,国务院的教育事业计划提出要“适当收缩、保证重点”,切实注意质量。

1958年,刚刚开始的“二五”计划在以钢铁产量高指标为先导的工农业“大跃进”运动中被推翻,导致教育事业的“大跃进”。“新办高等学校800所,在校学生增长2/3,大量举办了红专大学、红专学校;许多省初步建成了高等教育体系,很多省决定在15年内普及大学教育。”

鉴于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问题,1959年5月,中央书记会议转发教育部党组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教育事业采取了“巩固、调整和提高”的方针。可这一指示并不切合当时的要求,“大跃进”也未得以根本纠正,还推行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方针,大搞革命教育,以最快速度,用最少的钱办更多的教育事业等一些错误作法,导致教育事业出现盲目冒进的混乱,浮夸之风盛行,教育质量普遍下降。

1960年提前完成了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但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高校工作陷入困境。1960年,专科学校数达360多所,因急于求成和“左”的思想,许多学校在建立和运作上都缺乏科学论证,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都极不符合要求,教育质量难以有保障。

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在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的条件下,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中央文教小组向中共中央呈报的《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中指出要将高等教育质量摆在第一位。

1961年在“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政策影响下,国家开始对专科教育进行裁减,短时间内300多所专科学校下马,“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批判为‘智育第一’、‘师道尊严’;把实行严格的考试称为‘分数挂帅’;把择优选拔考试制度、提高升学率当作“、‘高考红旗’砍掉。”,教育革命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

1965年,对教育的调整精简基本结束,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教育事业重新走上有计划、稳步发展的轨道。1960年—1965年,高等教育质量出现了缓慢回升。“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建国以来质量较好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相继瘫痪,教育工作基本停顿,高校也停止了招生。1969年9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被撤销。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197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草拟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指标过高,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很快出现新矛盾和新问题。

1971年4月新成立的国务院科教组将全国417所高校调整、撤销、合并为309所,学校管理实行在中央统一计划下,以“块块为主”。1974年5月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1974年教育事业计划(草案)的通知》,指出要加强和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厂办“七·二一”大学,积极开展工农特别是上山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教育部,撤销国务院科教组。

第三、四个五年计划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谬论的流毒造成教育质量惊人下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大量裁减、搬迁、停止招生达5年之久,是教育的一次毁灭性灾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教育部根据修订后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要求编制了“五·五”教育事业计划(草案),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种种罪行”的教育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也提出“要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

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深入开展了拨乱反正,清理了“左”的错误思想,果断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我国经济发展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同年,教育部、国家计委联合下达了1978年扩大招生计划,共计扩大招生10.7万人。1978年一年间,恢复和新建专科学校98所,当年的在校专科生达379586人,创历史最高,但其科类结构设置却不尽合理,专科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与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存在很大的鸿沟。从1965年到1980年间,高等专科教育因前些年的起起落落,加之经费投入低,没有稳定的生存环境,整个高教系统的质量在大起大落中降低。

(三)1980年—2005年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有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职业大学开始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它的办学特点突出了地方性和职业性,反映出高等教育在专科层次上新的客观需要。但我国当时的职业教育在办学层次、学制、培养人才的规格等方面都缺乏多样性,既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又因规模过小,质量和效益都难以提高。

“六五”计划中要求调整高校科类结构、专业布局和专业内容,提高大学专科比重,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大力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

1983年《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指出:“要在发展中逐步调整好高等教育内部的比例关系,多办一些专科。”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着重加快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1986年、1988年、1992年、1994年,在校专科生的数量先后突破60万、70万、110万和120万。1998年,全国普通专科学校数为428所,比1978年增加300所。

高职教育发展初期,“轻视教育公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把学校场地占用了,把好教师调走了,连教育经费也挪作他用。”1987年受19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高校纪律松弛,因师资、经费、设备、校舍等的不适应,有很多高校是硬拔、硬竖起来,有名无实。有些则是中专戴帽的“四无”学校(无校舍、无正副教授、无设备、无图书资料),计算机搞“无机教学”,严重影响着教育质量。

为改变这种状况,从1991年—1998年间,国家在很多文件上都将高职的发展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1991发布《关于加强普通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4年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三改一补”(改革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办高职班作为补充)、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工作方针,办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探索培养能扎根于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的实用型和应用性高层次人才的新路子。

1996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明确提出,发展高职教育是调整教育结构的重要任务,要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面向基层、办出特色、积极试点、逐步规划”的方针。1997年10月,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决定在1997年-2000年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补助专款中划出3200万元,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不少于2∶1的配套资金重点支持15所高等职业学校的建设。1998年,教育部又提出“三多一改”(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对其进行教学改革,使其真正办出特色),并增拨11万个招生指标,在20个省市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大学的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1.4%,1990年的3.7%,1998年提高到9.07%,基本理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这一时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高职院校,很多地方学校办起了高职、许多县市职业学校通过合办、挂靠等形式举办了高职班,许多中专升格为高职,民办高校也在积极探索高职发展之路,出现了“高职热”。

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部为使高职健康发展,决定把高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三教统筹,简称高职(高专)教育。同年,教育部投入2500万元启动了“21世纪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和建设计划”。

2000年初开始实施“新世纪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计划”,研究了高职高专的地位、作用、性质、培养目标,规范了培养模式、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管理等许多方面。2001年,各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社区学院,加之高等教育规模逐步扩大,高职发展迅速。但因缺乏配套的政策保证和有效的质量保证机制,收费又过高,使高职高专报考生少、报到率低,学校专业设置不能满足考生需要,教学质量令人担扰。

2002年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根据“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进行人才培养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重大突破。2004年颁发的《2003年-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以促进就业为目标,进一步转变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实行多样、灵活、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2004年,高职招生数已占高等教育总体的52.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2005年我国高职(专科)院校达1091所,2006年增至1147所,这样普通高等学校(不含独立学院和分校点)本科、高职(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提高到8148人。

当中国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花十年、甚至几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程时,人们都在感叹这是个奇迹,但其内在的质量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思和争议。

2004年底,扩招后教育质量“有升有降”在研究界取得共识。2005年11月10日到12月8日, 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搜狐网站在搜狐网的教育频道上进行了一次教育满意度问卷调查。公众对“大学教育质量”的满意度仅为40.96分,68.9%的公众表示对当前大学的教育质量很不满意、不太满意。其中大学生的满意度分值(37.5分)要低于平均值。

数据来源: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全国历年各级学校的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教师数、学校数,第463—46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官方网页。

(四)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波动情况总体分析

通过疏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结合相关数据(见图1),总的来说,从1912年到2005年,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出现了三次大的波动(见图2),分别是1912年—1949年间、1949年—1980年间和1980年—2005年间。其中波动幅度最大的是1949年—1980年间,教育质量一波三折,在1970年左右跌入最低谷。解放前的高等职业教育因战争原因发展不稳定,解放初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教育发展速度时缓时急,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和“反右倾”运动,使教育质量一直徘徊在低谷;20世纪80年代的职业教育因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的调整期,以外延扩张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逐步转化为以内涵发展为主,教育质量有所上升;接下来的高等教育扩招,高等职业教育又出现了质量下降的问题。

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波动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对教育质量波动的分析可知,解放前影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主要原因是战争,本研究对此不作特别分析,对于解放后的原因分析基本上可归结为:教育政策、高校扩招和教育经费不足。

(一)教育政策的不稳定,导致高职学校发展不稳定

任何一个系统,最大的危机可能来自内部,我国的教育系统从教育政策到教材教法都存在种种弊病,但最首要的是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和首尾一贯的方向,但教育政策的摇摆不定,使得教育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无所适从。教育质量波动的波峰与波谷的出现总伴随着重大决策的出台。

1950年—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期,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教育发展有些操之过急。1953年到1965年,教育指导方针调整频繁。教育质量也跟着出现了一个小波动(见图2)。

1966年—1978年间,“三五”计划还未正式形成,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教育事业也随之陷入混乱状态,加上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教育质量直线下降。

1979年—1998年期间,国家越来越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中也频繁出现发展高职的字眼。1999年后,高等教育开始全面扩招,还颁布了《关于1999年新增10万高职生使用高职高专教材的通知》,然而国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又力不从心,生均教育资源连年下降,高职高专越像压缩本科,教育质量再次出现滑坡。

(二)扩招成为近几年来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教育的外部关系及规律决定了教育发展速度要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但1998年以前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而在1999年之后又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发展。扩招在短时期内满足了学生与家长的需求,推迟了就业,对于拉动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也有效地促进了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但同时出现的生均教育资源不足,高校内部分工不明,“一些高校质量滑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2000年的统计,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一部分教师事实上主要从事行政、科研、办班、创收,有些高校的生师比达30:1,仪器设备套数不够,教室与实验室数不够已是全国高校的普遍问题。高等职业教育数量的大发展也随着扩招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人才培养目标模糊、办学和教学特色不明显、高职教育质量定位不准确,甚至出现学术偏移,严重影响着教育质量。

(三)教育投入不够,教育质量难以有保障

资金投入不足,是发展高等教育的世界性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

建国初期,财政不统一,收支机关之间管理脱节;1950年—1953年实行中央统一财政,三级管理体制,专科以上的国立学校由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大行政区开支者,暂列入大行政预算内;1954年—1979年底,实行“条块”结合,“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1980年后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体制,高等学校的教育事业经费改为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各自切块安排,分级负责。

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我国财政性经费投入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从98.3%下降到57.5%,学杂费收入所占比例却从1.7%猛增到20.7%,虽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增加,但人民的教育费用负担却越来越重。我国的教育投资,年年宣传增加了绝对数字,如1979年为70.11亿,1981年为101亿,1982年为114亿,但实际情况是,1982年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是9.75%,1988年的相应数字是9.6%,比1981年的10.2%还下降了。1986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曾经达到过3.43%,但20世纪90年代后,却呈下降趋势,1995年跌至仅占2.41%的谷底,1999年回升到占GDP的2.79%,还是达不到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认为,校园校舍仪器设备尽管赶不上扩招速度,但问题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经费投入和师资队伍。这几年高教经费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从原来的占整个教育经费的18%上升到29%,但生均教育经费却逐年下降,还不包括物价指数问题。(如图3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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