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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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述评

2022-05-15 08:16:51 投稿作者: 点击:

摘 要: 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开展。本文根据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将其分为起步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以对进一步研究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 高等教育 文化 关系 研究述评

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当时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发展备受各界人士的瞩目。此外,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促进了此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及新世纪以后呈现出了新态势和新特点。总的说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成熟,探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颇有意义。我根据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出一些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一、起步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阐述,是在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初见端倪的。1980年,潘懋元在为一机部所属高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讲学时,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指:“从整个社会来说,教育跟政治经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教育所摆的位置和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1]这里的“其他社会现象”还未提及文化的因素。1983年,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对教育内外部规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把外部关系规律修正为:“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2]明确提出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1988年,潘懋元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论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3]认为教育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两种制约因素又需要文化传统这个制约因素的折光反射出来。以上所述都是由一般教育层面来论述的,并未涉及高等教育层面,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掀起一股“文化热”,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开始受到高等教育界的关注。1989年,潘懋元、邬大光合作发表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第一次从理论上明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他们首先分析了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和传递文化的载体与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光反射出来。”[4]如前所述,潘懋元在1988年论述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提及教育受文化传统制约,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来阐述的,而这篇论文将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具体化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来。1990年,潘懋元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文化传统也是制约教育的重要因素。”[5]并论述了高等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是保存、传递、改造和创新文化。储皖中则对专门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作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分别为:一是传递文化,二是促进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三是助于对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和改造,四是创造文化。[6]

在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一部分研究只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简要探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散见于几本著作之中。尽管如此,起步时期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在:首先,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与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其次,明确高等教育面对文化传统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取舍原则。

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才在高教理论界得到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潘懋元、张应强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朱国仁、何云坤、刘海峰、黄福涛、吴岩、侯定凯和薛彦华等人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归纳如下。

(一)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潘懋元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概括为两种关系(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重作用(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和两大功能(传承和创新)[7],为此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线索。一些学者对上述关系、作用与功能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较为集中,朱国仁、薛彦华、张应强和何云坤等对文化的选择、创造、批判、整合等功能专门撰文阐述。黄福涛则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8]此外,开始明确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意义。张应强提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摆脱苏联教育学模式,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解;推动和深化人们对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认识;还可能促使“高等教育文化学”的产生。[9]正如潘懋元為张应强的著作《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作序时谈道:“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瞻望高等教育的未来,都不能只看到经济、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而不对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对许多高等教育现象迷惑不解,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思考不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见简单化;从而对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也难以提出周详准确的对策。因此,从文化的视野研究高等教育很有必要。”[10]

(二)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注重阐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和传播,并与现代化、国际化接轨。刘海峰用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深刻关系,传统文化对近现代高等教育有相当的影响,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中西教育模式经历了冲击、汇聚和融合的过程。[11]别敦荣提出我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的、强烈的民族特性,必须认清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特性,而不能一味地“国际化”或“某国化”。[12]张应强总结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分别是高度的综合性、广泛的弥漫性、显著的民族差异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等四个方面,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13]吴岩则提出“新生中国本土化文化”这一概念,新生本土化文化是西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在这个群体中经过比较、冲突、碰撞、融合、提炼而形成的新型文化。[14]此外,潘懋元和张应强在合作的两篇文章分别谈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现代价值。[15]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90年代研究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学者,兴趣转移,并未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以高等教育的微观领域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走向多元。总结如下。

(一)联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背景。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国际化、大众化、民营化、地方化和终身化。在近十年来,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从国际化和大众化出发。从国际化出发的有郭继超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双向互动》,宋彩萍的《全球化·民族文化·高等教育》,张红霞的《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文化思考——兼谈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戚务念和何齐宗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取向》,白杰瑞和赵振洲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链接》等文章。从大众化出发的有洪芳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李雯和欧阳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解读》,薛天祥的《大众化是一种文化精神——兼评〈大众高等教育论〉一书》。此外,还有学者将多元文化格局作为大背景,如张云洁的《试论多元文化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

(二)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此而引发的教育发展问题,体现在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农村教育和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等。比如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承担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16]

(三)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丰富。除了涉及高校内部的微观领域外,还涉及社会的宏观领域。除了用本学科的知识进行阐述外,还运用了跨学科的视角。在高校微观领域方面,比如以“大学文化”或高校“校园文化”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比较丰富。在社会宏观领域方面,比如黄琦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7]在跨学科视角方面,如张万红和彭勃合作的文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类及文化资源的培植》有所体现。在研究方法方面,一些研究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探讨。陈昌贵和王璐从美国传统文化出发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18]高桂娟和李敏则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考察对象,分析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因为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中国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照。[19]

(四)出版了几本专著。继1999年张应强的专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后,2000年,顾冠华和沈广斌合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一书,全书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本质特征及相互关系出发,分别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特点与优劣,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以及两者间内在的互动功效。2001年,潘懋元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里面有专门一章以文化的视野来看高等教育。可见,专门论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专著并不多,但文化的研究见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或教育哲学的书籍之中。在承认已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发展的余地。

四、结语

本文梳理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概况和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此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对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研究,我提出一些见解。

(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思辨的方法。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从宏观走向微观,是发展的必然,也必然要求运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亦值得我们借鉴。

(二)要考虑高等教育如何为建设新文化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对文化具有创造功能。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化的适应和创造上,就显然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对文化应该有引领的作用,从而实现从适应—创造—引领的功能的转变。

(三)要注意新兴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作用。目前,进入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高等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吸取有益的成分为高等教育服务,亦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4.原引自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湖南大学教务处,1980.11.

[2]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讲座[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34.

[3]潘懋元.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1988,(3):1.

[4]潘懋元、邬大光.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1989,(1):1-2.

[5]潘懋元.教育外部關系规律辨析[J].厦门大学学报,1990,(2):5-6.

[6]储皖中.试论高等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J].高等教育研究,1991,(2):18-24.

[7]潘懋元.全面深入地认识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J].教育研究,1996,(11):17-18.

[8]黄福涛.谈谈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J].教育研究,1996,(11):20-22.

[9]张应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J].上海高教研究,1995,(3):22-24.

[10]潘懋元.《序》.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11]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教育研究,1996,(11):27-29.

[12]别敦荣.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民族性[J].教育研究,1996,(11):29-30.

[13]张应强.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1996,(3):6-12.

[14]吴岩.新生本土化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上海高教研究,1997,(3):21-22.

[15]潘懋元,张应强.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1):15-21;潘懋元,张应强.华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彰显[J].高等教育研究,1998,(3):12-15.

[16]林健.高等教育应担负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来自西部农村的几则田野调查及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6,(8):19-22.

[17]黄琦.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9(7):104-106.

[18]陈昌贵,王璐. 从文化视角透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J].江苏高教,2002,(2):117-121.

[19]高桂娟,李敏.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文化力量[J].江苏高教,2008,(6):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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