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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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

2022-01-27 00:02:09 投稿作者: 点击:

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完善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一是要完善新能源汽车采购制度;二是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网络体系;三是要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使用环节的扶持政策体系。

关键词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政策效果;地域差异;人口密度

中图分类号 F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08-0051-11 DOI:10.12062/cpre.20200104

作为缓解能源环境危机、引领产业升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备受各国政府重视。十余年来,我国政府把发展新能源汽车作为调整能源结构、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推动汽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部署[1],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府和公共机构采购、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路权优先等。在这些扶持政策的驱动下,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总量突破100万辆,是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美国的3倍[2]。虽然近十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逐年上升,但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仍然很低,2018年仅达到4.48%[2],这同工信部在2017年《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2025年达到20%以上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在补贴趋紧和退出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新能源汽车的采用率和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步伐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虽然新能源汽车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但推广现状在地区之间差异巨大。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年鉴2018》数据统计,2017年新能源汽车销售数量最多的三个内地省份是广东、北京和上海,销量分别为82 497辆、66 765辆和61 354辆,而地域面积和广东省差不多的贵州省仅为6 387辆,新能源汽车在内地省份的销量参差不齐。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显著的地区差异呢?造成这种地区差异的原因有很多,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补贴、税收、受教育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效果,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对这种地域差异的影响。从推广政策的角度来看,导致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出现显著地域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省份推广政策的力度存在明显差异,二是推广政策的效果存在地域差异。为此,通过量化推广政策效果以及探究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成因来解释这种地域异质性。

1 文献回顾

当前学者们对于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补贴为主的货币性政策在弥补新能源汽车高成本、高价格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在供给方面,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3-4],弥补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行业竞争中的成本劣势[5-6],从而提高市场上新能源汽车的供给水平。在需求方面,补贴和税收政策则通过降低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成本[7],弥补新能源汽车在市场竞争中的价格劣势[8],刺激消费者的购买动机[9],进而增加市场上新能源汽车的需求。货币补贴为主的政策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企业骗补、过度依赖补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等[10]。二是路权管制政策在提高新能源汽车使用便利性和比较优势方面的效果。路权管制政策包括高乘载车道通道激励、车辆限行、车辆限购、专用车道使用权等。一些学者认为实施成本较小的路权管制政策[11],能够在使用环节提高燃油汽车的使用成本,降低其使用效用[12-14],进而扭转新能源汽车在市场竞争中的价格劣势[8],显著提高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采纳意愿[15-16]。因此,路权管制政策被视为货币补贴政策的重要接替手段。三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消除新能源汽车“里程焦虑”和提高使用便利性方面的作用。Wang等[17]和Lin等[18]分别基于我国4个发达城市和22个省份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充电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购买意愿。Sierzchula等[19]和Mersky等[20]通过采用30个国家和挪威的销量数据实证考察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效果,研究显示,充电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在消除消费者的里程焦虑和对充电能力限制的担忧,提高新能源汽车在使用环节的便利性,从而提高新能源汽车的采用率。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补贴和税收政策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路权管制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相对不足。其次,当前国内关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效果考察主要是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研究,然而问卷调查数据并不能反映消费者的真实偏好,宏观销量数据更能准确反映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国内缺少基于宏观销量数据的实证研究。再次,考察推广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家层面的论证,省级市级的地域差异研究不足。目前,国内学者只有熊勇清等[7]基于我国88个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城市的数据,从地区消费能力和交通状况两方面考察了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最后,当前学界关于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也非常匮乏。国内学者只有熊勇清等[23]从供给方面考察了政府和公共机構采购在弥补高成本、高价格劣势以及激励企业提高供给水平方面的政策效果。国外研究方面,在Bakker 等[24]的定性研究中,发现驾驶知识和经验可以显著提高新能源汽车的采用率。他们基于技术扩散的角度,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可以向公众传达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车的态度,加速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扩散。Filippa等[25]基于挪威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公共采购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公共采购政策能够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消除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消费者购买环节中的障碍,提高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在补贴趋紧和退出的情况下,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车辆限行限购三项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亟待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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