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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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史观

2021-01-13 20:33:48 投稿作者: 点击:

摘要:本文试着对翟理斯《中国文学史》进行文本细读,从文学史的分期方式、史料选择和文学发展原因三个方面来考察翟理斯的文学史观念。并将其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史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它的独特价值。通过研究发现:翟理斯按照朝代更迭进行分期、史料选择较为全面宽泛,这说明他已经初步具备文学史观念,他强调文学发展的外部动力,强调政治更迭和印刷技术进步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翟理斯;《中国文学史》;文学史观念

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英国著名汉学家。他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典籍,亦写过大量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论著。在诸多作品中,《中国文学史》一书成就卓越,地位斐然。他运用西方先进的文学史学观念对整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建构,第一次向英语世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学全貌。

一、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背景

1867年,翟理斯来到中国学习,撰写了大量的汉学著作。如,《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Charater,1874)《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88)《中国札记》(chinese Sketches,1875)《翟理斯汕广纪行》(From Swatow to Canton,1877)《历史上的中国以及其它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1882)等。他的汉学成就受到汉学界的认可,《华英字典》和《古今氏族谱》两本书为他赢得了汉学家的最高奖项一一“儒莲奖”。

1901年,翟理斯受邀撰写《中国文学史》一书,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阅读能力,他行文风格平易晓畅、简单易懂。不仅让英语读者直观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特征风貌,而且还提升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英语读者去主动探究中国文学。在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出版后不久,波乃耶(J.Dyer Ball,1847-1919)在《中国评论》上撰文称赞《中国文学史》:“英译汉籍数不胜数。然而,这些翻译多为乏味、滞重之作,只能加深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偏见。……而对于本书的出版,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相信它能够激发人们探索中国文学的激情。”

二、翟理斯的文学史观

(一)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分期问题是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也是一个作者文学史学观念的直观体现。文学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文学作品的产生频率、文学思潮的涌动强弱,使文学发展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就是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通过对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分期方式的考察,可以看出翟理斯是否具备文学史观以及具备怎样的文学史观。

纵观初创时期“中国文学史”,有些文学史著作全然没有分期观念可言,它们或是完全参照教案进行编写,或是从传统目录学中汲取方法,这些文学史仅有“文学史”之名,而无文学史之实。如,日本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年)也是如此。末松谦澄的著作分为十七篇,现将其列举如下:周官、管子、老子、孔门诸书、晏子、杨朱墨翟、列子、孟子、商子、公孙龙子、庄子、孙吴兵法、苏秦张仪、屈原宋玉、荀子、申韩、吕氏春秋、竹书纪年、左传、国语。这部文学史每一篇讲一位文学家,全无分期构想可言,更像一部人物传记。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大纲》(1880年)将文学史划分为十五节:第一节为引言;第二节为中国语言与文字;第三节是中国文字与文献的历史问题;第四节是早期儒学;第五节为儒家道德基础的家庭因素;第六节讲述孟子;第七节是儒家的第二个时期;第八节是儒学以外的哲学家,道教;第九节讲述佛教;第十节是中国人的科学发展一一历史与地理著作;第十一节讲述中国人的律法;第十二节为语言学一一批评一一古籍;第十三节是中国人的农书、兵书;第十四节为中国人的美文学;第十五节是民间文学:戏曲、小说、章回小说。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没有显示出文学发展的历时进程,反而更像是一部文化典籍。

再来看两部国人撰写的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成书于1904年,出版于1910年)全文划分为十六章,现将其列举如下:第一章是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等文字的变迁;第二章是音韵的变迁;第三章是训诂的变迁;第四章至第六章是作古文的方法;第七章至第十六章是各种文类的流变。这十六个章节的内容,甚至篇目名称都是参照《奏定大学堂章程》前十六条规定进行编写,基本上围绕作文方式展开论述。窦警凡《历朝文学史》(成书于1897年,出版于1906年)完全照搬《四库全书》的编撰方法,分成经、史、子、集四个部分。这种划分方式可以看出,林传甲和窦警凡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观。而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以朝代为纲,以文类为纬,支撑起整个文学史框架结构。他将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分为八个时期一一封建时代、汉代、小朝代、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基本与朝代更替吻合,各个时期又自成首尾,各具特点。

虽然按照朝代划分文学史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文学史书写毕竟有其自身发展的时代性和阶段性,按朝代分期的方式不再把文学史看成是一个个散落的创作成果,而将其视作一种相互联系、动态发展的过程,这表明翟理斯已经初步具备了文学史观念,他的《中国文学史》也能在真正意义上称之为一部文学史著作,而不是作品集。这种分期方法说明翟理斯将文学与政治变更紧密联系,强调朝代更迭、时代潮流变化等外部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二)《中国文学史》的史料选择

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中所说,文学史编排是“以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人物,来带动整个历史描述的史书撰写体例。”也就是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不可能包揽全部文学史,文学史家在有限的篇幅内应尽可能合理安排文学史料,而在一部文学史作品中,文学史料的安排取舍和叙述详略实则代表作家对作品价值的判断,体现他的文学史观念。下面即通过对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史料进行梳理来追寻他的文学史观。

在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描述了孔安国《古文孝经传》、刘向《烈女传》、刘歆《七略》、杨雄《法言》、王充《论衡》、欧阳修《醉翁亭记》、周敦颐《爱莲说》、李斯《谏逐客书》、晁错《论贵粟疏》、李陵《答苏武书》、路温舒《尚德缓刑书》、刘基《晨诣不祥符寺》,还英译了韩愈、王安石、黄庭坚、方维仪、王应麟、文天祥、刘因、方孝孺、汪道昆、许獬等人的文章。

在诗歌方面,翟理斯从先秦时期的楚辞开始叙述,介绍了徐安贞、杜秋娘、王勃、陈子昂、王维、孟浩然、崔颢、张籍、李贺、李涉、马自然等人的诗歌,重点阐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重要作家的作品,基本上做到了详略安排得当。小说戏曲方面,他叙述了《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玉娇梨》《平山冷燕》《琵琶记》《镜花缘》等诸多经典作品,重点分析了《聊斋志异》《红楼梦》两部旷世奇作,对这两部作品赞不绝口。

此外,《中国文学史》中收录了大量史书、字典、典章、律书、农书等非纯文学的作品。包括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李百药《北齐书》、刘昫《旧唐书》、许慎《说文解字》、陆法言《切韵》、陈彭年《广韵》、宋祁《集韵》、杜佑《通典》、李昉《太平预览》、宋慈《洗冤录》、朱棣《永乐大典》、徐光启《农政全书》、纪晓岚《四库全书》、马端林《文献通考》等著作。

通过与同时期其他“中国文学史”比较可以得出结论,翟理斯《中国文学史》覆盖较为系统、全面。一是,它囊括了各个重要时期的文学。如,末松谦澄《支那古文学略史》、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仅描写一段历史的文学作品,不能称之为文学史通史。二是,它包揽了各类重要文体。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均未涉及小说戏曲等文类。

翟理斯收录作家作品的范围宽泛、数量庞杂,在同一时期其它“中国文学史”中实属罕见,他对作家作品的描述也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整体布局编排甚为合理,这些都是翟氏《中国文学史》不可否认的优点。他收录大量非纯文学著作则说明他将文学视为时代环境的必然产物、物质文化的重要部分,强调政治更迭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因此,对文学史的叙述就包含了文学发生的整个环境,以及一切相关的典籍著作。

(三)探寻文学发展的规律

文学史著作既要品评作家和作品,还应该找寻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翟理斯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他的文学史观,在《中国文学史》中,他将文学变迁归结为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将文学发展演变归因于王朝的兴衰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中,翟理斯描绘了中国文学史迂回曲折的发展历程。和平安定的政策环境则有利于文学发展,例如,汉代终止了秦国的暴政,隋唐的建立结束了魏晋的分裂都加速文学的繁荣。此外,他指出了影响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两次历史劫难:一是魏晋四分五裂;二是五代十国割据混战。他写道“在混乱割据的历史年代,各诸侯国都被迫陷入于相互斗争,鲜有精力鼓励文学发展,导致文学发展减缓”。

第二,统治者的政策变化是影响文學发展的重要原因。统治者颁布有利文学发展的政策会带来文学的繁荣。例如,忽必烈可汗信奉佛教,尊重儒学,为文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唐明皇是“文学的捍卫者”,正是他实施开明开放的政策律令,才吸引了众多像李白这样的诗人一展才华,带来了诗坛的繁荣;明代皇帝朱元璋“在统一中国后,给予文学和教育更多的关注”,导致了文学的兴盛;朱棣喜欢文学、广罗人才,方能够编撰旷世奇书一一《永乐大典》。他还在清代部分单辟一节,专门叙述康熙和乾隆两位杰出的皇帝对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翟理斯说道:“清朝康熙皇帝鼓励和保护文人,历史之最,他聚集了一批有识之士编修典籍,使文学得到了空前的进步。”反之,统治者严苛政令会减缓文学发展,例如他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指令导致大量珍贵典籍著作遗失,造成文学发展停滞。

第三,文学传播媒介的变革也会带来文学的发展。翟理斯在《中国文学史》中讲述了雕版印刷对文学的普及之功一一“(雕版印刷)这种新的印刷方式的出现为我们开辟了一番崭新的天地。”此外,他还在文中叙述了蒙恬发明毛笔、蔡伦发明纸张以及清朝报刊发行等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加速文学流通和作品普及,促进了文学的繁盛。

总之,翟理斯认为文学作品不是孤立自足的个体现象,而是人类精神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从时代环境、政策风气和传播媒介等外部因素来阐释文学发展的原因。在他眼里,平和稳定的政治环境、鼓励支持的文学政策、新型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都能推动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三、结语

通过对他的《中国文学史》进行文本细读,并与同时期其它文学史进行比较,得出如下结论:翟理斯已经初步具备文学史观念,他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包含所有重要朝代和各种主要文类,而且布局安排详略得当,他将文学看成是时代环境的产物,强调文学发展的外部动力。《中国文学史》从先秦时代写到清代,按照朝代更迭进行分期、史料选择较为全面宽泛,不再把文学史看成是一个个互不联系的创作成果,而将其视作一种密切联系、动态发展的过程,说明作者己然具备了总体眼光和史学意识。由于作者将文学当成是时代环境、物质文化的重要部分和必然产物,所以他格外强调政治更迭、政策转变、传播媒介等外部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翟理斯在编撰史料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些许问题,如他忽略了关汉卿、冯梦龙、汤显祖、孔尚任等重要作家。此外,翟理斯注重从外部因素去寻找文学变迁的原因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时代风气确实与文学发展联系密切,外部因素也的确能阐释文学演变的部分原因。但是文学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部分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部分是由文学自身规律所带来的。对文学发展原因的解释既要考虑外部条件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总的来说,《中国文学史》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文学史全貌,张弘评论道:“它第一次以文学史的形式,向英国读者展现了中国丰富的文学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的全貌,虽然是尚有欠缺和谬误的全貌,这无疑是向英国读者呈现了一个富于东方异国风味的文学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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